歷史老人，老廖1980年代在《星星詩刊》的先生流沙河説：至於我自己，在拙著《白魚解字》序言裡的一段話恐怕是最好註解——
“白魚又名蠹魚，蛀書蟲也。勞我一生，博得書蟲之名。前面是終點站，下車無遺憾了。”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徐琳玲發自成都：
暗幽幽的光線裡，流沙河坐在背靠陽台窗戶的單人沙發里，慢悠悠地講著《詩經》，語調平緩得如一條溪流。雨後微涼的9月，他一身收拾得齊整利落，襯衫釦子一絲不苟地扣到最上面一顆，看著清清爽爽、幹乾淨淨。
因為眼疾，即使是在室內，他白天都只能背光而坐。
掐指算來，84歲的流沙河已進入耄耋之年。坐著看，這是一個乾瘦乾瘦的老頭兒，頭腦卻敏捷、銳利得讓人趕不上趟。談話間，他在客廳和書房之間來回疾行：一會兒從書房裡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經註疏》，“嗖”地又一轉身，拿來一個放大鏡，“嗖”地又起身從書房端出紙筆，給記者拆解姓氏的由來。
一講起《詩經·關雎》中“參差莕菜，左右采之”的詩句，他又起身而立，模仿起古代淑女搖擺腰肢的身段。“採野菜需要這樣麼？莕菜又是做什麼用的呢？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寫得清清楚楚，人不吃，是用來餵豬的。”
“其實，這是周人用來祭祖先的，要讓家中年輕女子下水去採。我把日子都考證出來了，是每年夏至前後的3天。後來，就演變成青年男女集體相親的一個民俗活動了。
“就像現在成都哪個公園裡的'相親角'麼？” 我打趣道。
“對頭！”老先生一口柔和的川話迅速接上，“所以孟子說：古今人情不遠。詩歌都是跳躍，不像散文。我就是用這些想像就把空白部分補齊。”
在2013年出版的《詩經現場》一書中，他像一個老派的紳士偵探，拿著一個放大鏡，在故紙堆裡查考小學、民俗、禮制，以至天文、地理、動植物學，為現代讀者還原出81篇“現場報導”。
男女相愛的濃烈與糾纏，文人壯志未酬的失意，君王的憂患意識，在幽默詼諧的川味文字演繹下，讓人身臨其境地回到兩千多年前先秦之民的生活、勞動場景。
“研究這些個東西，我腳得（四川話，覺得）很有趣，腳得很快樂。”回歸一個“職業讀書人”本色的流沙河安靜平和，一派盈盈快樂的自足心態。
“什麼事都入心，什麼事都不鬧心，不存幻想。”和他相熟多年的媒體人何三畏感慨，“一個人應該像沙河先生這樣變老，人生才是值得的，也更有尊嚴。”
“我是舊社會的最後一代人”
兩天后的周日，流沙河在成都市圖書館有一場講座。這是他關於唐詩專題的第29講。現場PPT先打出兩首七律：李白的《登金陵鳳凰台》和高適的《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兩個小時裡，老爺子的風趣引得爆笑陣陣。“李白同志太驕傲，不會搞人際關係”、“他在鳳凰台上看的哪裡是風景，是等著皇帝對他的第二次寵幸。可惜啊，中央文件就是沒下來——反正，我這裡沒看出李白的靈魂有多偉大。”至於後一首，那是老人家高適“給被貶官的青年人做思想工作呢”。
1956年，流沙河在天安門
觀眾席上坐得滿滿噹噹，有拄拐的老人、拎著購物袋的中年婦人、白領模樣的時尚青年，還有攜孩子同來的中年家長。來得稍晚一些的，就只能擠在階梯上席地而坐。
每個月，流沙河都會到成都市圖書館做一次傳統經典的講座，從《莊子》講到《詩經》，到漢魏六朝詩歌，再到唐詩，一講就是5年多，已成為成都市圖書館的一塊金字招牌。
“我講的這些個，就是過去一個讀書人應該懂的、最起碼的文化常識和素養。”流沙河嘶啞著嗓音解釋，左手摸到沙發一旁的桌幾，上頭擱著兩包撕開一角的金嗓子喉寶。這是5年做講座留下的後遺症，咽喉藥從此天天不離手。
“我把這個當作我的義務，我的責任。”含著藥片潤了良久，流沙河慢慢地說，“因為我是舊社會接受教育的最後一代人。比我年紀大的，活著不多了。”
按一度風行的主流話語，流沙河的人生在18歲那一年被分為兩截。前半截屬於“舊社會”，後半截則頗為波折：50年代小露鋒芒的青年詩人，無產階級文藝工作者，被毛澤東4次點名的欽定“大右派”；80年代的明星詩人、作家；今天的訓詁學者，傳統文化的推廣者和辯護人。
他原名餘勳坦，筆名“流沙河”出自《尚書·禹貢》之“東至於海,西至於流沙”。1931年生於成都，4歲時隨家人遷回距省城35華里的金堂縣槐樹街老家。4歲開始研習古文，在民國時代的公立學校裡念完了小學、初中、高中至大學一年級。
那是一個新舊文化彼此交匯、撞擊的年代。學堂的國文老師們認為白話文淺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學老師規定所有的作文必須用文言文寫。中學時，國文老師把《古文觀止》裡的許多文章都選進來。所以，我們在課堂裡學的，比國民政府規定的《國文教科書》要多得多。”念高中時，他已經背下了《莊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國藩、桐城派的文章。
這個瘦小、聰慧的男娃娃（四川話）還有額外的“加餐”。念初中時，每天下午一放學，他就背著書包和兩個同學到一個前清老秀才家裡上課。老秀才本名黃捷三，家境貧寒，靠給十來歲的孩子講古文養家糊口。束脩也很微薄，他記得每年只收兩次，“一次端午，一次中秋。”
黃老秀才上課不算有趣，但會背很多詩詞、古籍。給娃娃們講課時，他會把詩詞、古文裡的每一個字、詞都解釋得清清楚楚，“就是按最正統、最老的說法。後來我才知道，他的許多說法和原意並不相符合。”
“但是，最大的好處是我們跟著他讀，大概懂得了這麼一點意思。當時我們十三四五歲，記憶力特別好，背了這麼多古詩詞、經典，到現在想忘記都忘不掉。”流沙河認為，學古文的第一要義就是背誦，記住了會終生受益，“你會用一輩子來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種文化性的人格。”
在四川文化圈裡，流沙河的博聞強記遠近聞名。他的“忘年交”、四川青年作家冉雲飛一向自負于“讀書破萬卷”，但他把流沙河列入他這輩子見過記憶力最超群的三人之一。
拿到我遞上的名片，流沙河湊近一看，隨即吟頌起“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這是唐代詩人儲光義歌頌洛陽的詩句。“你這個玲，就是馬脖子上鈴鐺發出來的聲音。”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學高中部。和當時大多數熱愛文藝的青年一樣，興趣迅速轉向了新文學。巴金的小說、魯迅的雜文、曹禺的戲劇，還有艾青、田間、綠原的詩歌都讓他沉迷。他開始向報紙投稿，陸陸續續發表了十來篇短篇小說、詩、譯詩、雜文。
一個嶄新的世界於1949年到來。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學農化系後，流沙河再也按捺不住熱情，就讀半年後就離校投身“創造歷史的洪流”。先在《川西農民報》任副刊編輯，後調到四川省文聯，任創作員，又任《四川群眾》編輯、《星星》詩刊編輯。
此時的流沙河是一名積極、上進的青年文藝工作者，用詩歌、散文、先進人物事蹟報導謳歌著社會的新面貌。
他也切斷了和“反動家庭”的一切聯繫。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縣級政府裡一名負責徵兵的科級公務員，1951年在土改運動中被槍決。這一段隱痛，被他封鎖在心靈深處長達數十年。冉雲飛說，流沙河從不提及父親的死。
莊生，儒生，一個新書生
1956年，25歲的流沙河到北京參加完全國青年創作會議。在回成都的火車上，他有感於毛主席親自鼓吹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方針，寫下了一組以花草、樹木為主題的現代詠物詩，大意是革命者不能夠光是一個螺絲釘，還要堅持自己的個性和認定的真理。隨後，《草木篇》發在他提議並參與創辦的新中國第一份官辦詩刊——《星星》的創刊號上。
這組今日讀來覺得有些幼稚、簡單的小詩，卻牽連出3個“反革命集團”,不少人因此受牽連。80年代，流沙河因工作每到各地，總會有人找上門來告訴他：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是因為你的《草木篇》。
1993年5月，成都春熙路，流沙河病癒從醫院回家，PHOTOGRAPHED BY 王學成
打成“右派”後，流沙河被開除公職、團籍。他先在四川省文聯掃廁所、拉糧食，後來又在機關農場種棉花。“文革”伊始，他被下放到老家金堂縣鋸木廠，拉鋸、釘包裝木箱整整做了6年。期間，他被抄家12次，隨時擔心被革命小將們抓回成都批鬥。
懲罰性的重體力勞動，常年的營養不良，精神上的擔驚受怕，在他身上留下難以抹去的痕跡。80年代，獲平反的流沙河一度“官授”四川省作協副主席，但他從來不去開會。“整個80年代，他都表現得小心翼翼。”
“沉入海底”的22年裡，流沙河說，是先人們留下的舊書救了他一命，支撐他熬過漫漫長夜。
在省文聯接受勞動監督時，他一度被分配到圖書資料室管報紙。在資料室的庫房裡，他欣喜地發現一堆“破四舊”留下的舊書，裡頭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頭扎進舊書堆裡，每日忙完勞役後在裡頭讀書度日。後來，他乾脆把床鋪也挪到書庫裡。
在發黃的舊書堆裡，這個被命運拋入谷底的年輕人找到一個與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復覺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書裡，記載著各朝代的黑暗歲月、人的艱難處境，以及各種各樣的冤案錯案。流沙河說自己讀了歷史之後，就覺得個人的遭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開始感恩。
給他帶來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時囫圇吞下的《莊子》。這大抵是中國讀書人的一個命運傳統——當人生遭遇困頓、“兼濟天下”的入世理想破滅，幾乎無一例外地走向釋、道二家。
三十多年後，流沙河把自己參透大半輩子人生的心得寫成《莊子現代版》。確切地說，這是一本流沙河版的《莊子》。在流暢、幽默的白話裡，他借助這位生活在2300年前的宋國漆園傲吏的言說，對如何面對世間的苦難、人心的詭詐，以及如何在現實裡獲得精神自由進行了一番自我解讀。
作為那場浩劫中大名鼎鼎的“受難者”，流沙河從來不曾“聖化”自己的形象。他直白地告訴別人：如果1957年反右不被揪出來，他估計自己也會是“左派”隊伍裡的一個打手。在被打入“谷底”的一年前，他也在使勁地批評胡風、俞平伯。
“他自己曾開玩笑說，被打成右派，對他未必不是一個拯救，否則他身上的人性之惡會表現得更多出來。”冉雲飛說，流沙河對自己、對人性都有深入的體察。
平和、柔順、不爭，這是流沙河面對外部世界的姿態，他自稱是莊子2300年後的門徒。骨子裡，他保留著一個讀書人的清明、孤傲。在何三畏眼中，“沙河老到晚年越活越明白，把世事看得很穿、很透。”
在自己的三尺講台上，流沙河時不時嘲弄著千百年來的中國士林階層，說文人們以怨婦心態抒發懷才不遇、等待皇帝“寵幸”的詩是格調卑微。他也嘲笑另一位自殺的詩人屈原，說他的《九歌》給後代士人開了一個壞頭。
媒體人常被人視作見多識廣，何三畏到流沙河面前聊時事卻少有不忐忑的時刻——老爺子不光記憶力超群，而且涉獵甚廣，大小事凡過目過耳，細節一概記得清清楚楚。“他平日里不光看一般的報紙、雜誌，還讀天文、地理、英文類的讀物，對未知領域有強烈的探求欲。”
曾有老友說他是個幽默人物，“常以無趣態度置身喜劇場中。”人生的苦楚、命運的無常、令人驚恐的殘酷和荒謬，被他用知識的探求、文化的智趣、歷史的參照給一一消解、抵禦掉了。活到84歲，流沙河說自己人生到站，已“視死如歸”。
學者劉小楓在他80年代末的名作《拯救和逍遙》中，分析、比較了中西方詩人在遭遇人生困頓之後的兩種精神“出路”：中國詩人選擇逃循，在審美和德感尋找“充盈大和之樂”；而外國詩人發瘋、自殺，或者走向十字架的救贖。
流沙河是前者。而成都城裡最受他賞識的兩位晚輩詩人、在全國頗有知名度的青年知識分子都陸續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青年作家冉雲飛和流沙河相交、相識近三十年。兩人有34歲的年齡差距，是真正的“忘年交”。在對文化的熱愛和追尋，以及政治社會理念上，他們都有許多共鳴與認同。
“但是，我沒有辦法把文化當作一個信仰，我想我還是有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追求的。”正在經歷一次“靈魂震動”的冉雲飛顯得有一點點激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流沙河是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而我們都不是。”
對於流沙河，了解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四川文人曾伯炎的評價也許是最充分的——“流沙河是儒生加莊生加五四血脈鑄成的一個現代書生”。
一生都在漢字裡
從四川省作協退休後，流沙河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每日讀書、寫字和賣字。
早晨7點半起床，給自己煮上一大鍋玉米粥，配上芝麻醬和蜂蜜。早餐過後，凝神靜養半小時，然後鑽進書房開始做研究。中午，夫人給他下點麵條、配點小青菜當午餐，他繼續在書房中做研究，一直忙碌到下午4點才歇下來，運動、讀報、聽新聞。
眼疾和體力，早已不允許他長時間做案頭工作。80歲之後，流沙河卻陸陸續續完成《白魚解字》、《文字偵探》、《詩經現場》、《正體字回家》等文化、文字研究方面的著作。
“十年浪費於'文革'，十年浪費於寫詩，十年浪費於作文。”這是流沙河晚年對自己文壇生涯做的一個近乎全盤否定的總結。
1978年，他作為全國最後一批“右派”獲得平反。摘帽那天，離他因詩獲罪整整22年差6小時。一年後，他重回四川省文聯，也重回《星星》詩刊的編輯部。
一切彷彿又回到1956年，此時已經47歲的流沙河又開始寫新詩，這一次，他兢兢業業地寫了10年。在70年代末到80年這一波詩歌高潮中，他和艾青、公劉、胡風、曾卓、綠原、杜運燮、王辛笛等一批詩人一道被稱為“歸來派”。
詩歌始終是小眾的、精英的一種文學形式，即使是在滾燙的80年代。流沙河卻可算作是八九十年代知名度最高的明星詩人之一，這主要歸功於他的兩首現代詩——《蟋蟀》、《理想》被中學語文課本收錄。
一位和四川詩歌界有著密切往來的“60後”詩人婉拒了對流沙河的詩歌作出評價的採訪。80年代時，他還是某重點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他回憶，自己印象最深的是流沙河在1983年出版的詩評集《台灣詩人十二家》。他認為，這是流沙河在80年代對中國詩歌文學界的主要貢獻，“因為之前大陸這邊從來沒有機會讀到台灣的現代詩。”
在川籍香港報人劉濟昆的建議下，流沙河當時在詩刊《星星》上開了個專欄，每個月評介一個台灣詩人和他的詩。後來，他把這一系列集結出版《台灣詩人十二家》，引起了轟動。余光中、鄭愁予、洛夫、瘂弦這些台灣詩人在詩歌創作上達到的藝術性、美感，給大陸詩歌界帶來一陣強烈的震撼。也因為流沙河的欣賞和推介，余光中在大陸有了廣泛的知名度。
自1989年起，流沙河決意棄“詩”從“文”——他認為自己過於理性，感性不足，寫的詩“只有骨頭，沒有肉的”，是個失敗的詩人。私底下，他曾對一位友人直言，尤不喜歡自己某首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詩，“他說用了大量排比句，是呼口號似的應景之作。”這位友人回憶。
像每一個慕名拜訪流沙河的年輕人，我一見面就提到中學時代背誦過他的那首《就是那一隻蟋蟀》。
“那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淡淡一笑。他已不再希望被人記住“詩人”這個身份。近二十年來，他把大部分精力傾注於古文字研究，埋首於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著每個漢字背後屬於“自己的故事”。和寫詩相比，他認為這才是自己做過的一點真正有意義的小事。
因詩賈禍，也因詩揚名，流沙河一生的命運、聲名都和詩歌有關。
冉雲飛對流沙河的詩歌評價並不高，“雖然在那一代詩人裡，他算是宣傳腔比較少的。”“他真正有價值的，是80年代之後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莊子現代版》、他寫的隨筆，以及這十來年的《白魚解字》、《文字偵探》、《流沙河認字》。”
“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冉雲飛用錢鍾書的一句名言來形容流沙河的成就和個人名望之間的“錯位”：“一個人的名聲經常是誤解加上訛傳的總和。 ”
4月，流沙河推出他在文字學研究上的最後一本著作——《正體字回家》。和他前3本一樣，新書以正體字的形式呈現，並且是他用自來水筆完成的楷書手稿影印版。
所謂“正體字”，是指1950年代推行漢字簡化運動前的規范漢字。其實，從前的字不叫“繁體字”，而叫“正體字”。
在新書裡，流沙河的全部論說可用一句話概括：“現在的簡體字如何沒有道理，過去的繁體字如何有道理。”他主張讓正體字回到當下的中國，“無論中間斷了多少年，都要恢復。”
他熱愛著這些有著3500年的生命史，承載著莊子、詩經、楚辭、唐詩的方塊字。它們滋養過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給他帶來了連綿不斷的情感與知性的慰藉。他一生的悲喜、榮辱都和它們息息相關。
流沙河與古文字研究的緣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學時代。抗日戰爭末期，一位成都來的劉姓國文先生自作主張，用清代王筠著的《字學蒙求》，給他們上起了古文字學。十來歲的少年由此萌發了興趣：原來漢字的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樣神奇。
當右派被監督勞動時，他開始閱讀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從此發現了一個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癮一樣，每認識一個字就快活得不得了。”也有好心人勸他：流沙河，你還鑽什麼甲骨文，連漢字馬上都要廢除了，改用拼音！你還是個右派，不要花精力到這裡面去了。
一場轟轟烈烈的漢字“拼音化”運動已不了了之。現在，流沙河說自己只爭朝夕，要為正體字留存的“合法性”辯護。
“只要是和傳統文化、文字傳播、推廣有關的講座、活動，他很少會拒絕。” 何三畏有些擔憂地說，老人家的身體不好，素性也不愛外出，“這麼一大把年紀還到處跑。”
清軍入關時，大儒顧炎武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概念。冉雲飛認為，在流沙河眼中，這個“天下”就是文化，“文化在，天下就在。從這個角度講，文化就是他的精神寄託，就是他的信仰和使命了。”
這位曾被“五四”精神洗禮過的“老青年”批評錢玄同、劉半農、胡適、魯迅、吳稚暉、瞿秋白這一批“五四”時期主張廢除漢字的激進知識分子們，“他們把中國落後的原因歸罪於漢字。最近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漢字是非常先進的。國家終歸落後有它的原因，但是，與文字無關。”
“世界上那麼多民族，那麼多文字，惟一留下來的象形文字就是我們的漢字，沒有了，全世界都沒有了，連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類的文字最初都是從圖畫過來的。為什麼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別像形，轉向拼音，唯有我們這個民族一直在堅持著呢？”他說，“所以，漢字完全應該得到尊重。”
至於他自己，他在《白魚解字》序言裡的一段話恐怕是最好的註解——“白魚又名蠹魚，蛀書蟲也。勞我一生，博得書蟲之名。前面是終點站，下車無遺憾了。”
| 注音： | |
| 漢語拼音： | bō zhé |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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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詞： | 曲折﹑障礙﹑阻礙﹑挫折 |
| 相反詞： | 順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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