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日 星期一

《詠蟬》:鄉心,鄉愁,思鄉病,懷鄉病

本書作所抄錄的詩是虞世南「詠蟬」,這是一首「詠物自況」的詩。虞世南一生經歷了南朝的陳、隋和初唐三個時代,與歐陽詢、褚遂良、薛稷合稱初唐四大書法 家,而虞世南又是四人中最優者,這是人盡皆知的事。他的「詠蟬」詩與駱賓王「在獄詠蟬」、李商隱「」同為唐代「詠蟬詩」三絕。三者都是借詠蟬來表白心 境。題為詠蟬,實為自詠。惟因身世、遭遇和氣質的不同,雖詠「蟬」,卻呈現迥然各異的詩情。詠蟬詩話

[編者按]在眾多的詠蟬詩中,唐代的虞世南的《蟬》、駱賓王的《在獄詠蟬》、李商隱的《蟬》,這三首詩由於作者地位、遭際、氣質的不同,雖同樣工於比興寄託,卻呈現出殊異的面貌,構成富有個性特徵的藝術形象,被稱為唐代文壇“詠蟬”詩的三絕。
文/劉書龍“造化生微物,常能應候鳴”(唐·許裳.聞蟬))。又是驕陽似火的夏季,那些被法布爾譽為“不知疲倦的歌手”的鳴蟬們,又一次在林間枝頭開始了它們的歌唱。古往今來,它們那“知了,知了”的鳴唱,曾使多愁善感的詩人們寫下了多少優美動人的詩篇啊!“高蟬多遠韻,茂樹有餘音”(宋·朱熹.《南安道中》)。蟬聲響亮而高遠,對此古詩中有許多生動的描寫,比如南朝詩人蕭子範就曾在《後堂聽蟬》一詩中這樣寫到:“流音繞叢藿,餘響徹高軒”;唐代大詩人劉禹錫在《酬令孤相公新蟬見寄》一詩中也寫到:“清吟曉露葉,愁噪夕陽枝。忽爾弦斷絕,俄聞管參差”;而唐代另一位詩人盧同在《新蟬》一詩中對此描寫得更為形像生動:“泉溜潛幽咽,琴鳴乍往還。長風剪不斷,還在樹枝間。”“今朝蟬忽鳴,遷客若為情?便覺一年老,能令萬感生”(唐. 司空曙《新蟬》)。一樣的蟬鳴,在不同的人聽來往往會有不同的感受,生髮出各種不同的感慨來。這蟬聲曾使長年漂泊在外的唐代大詩人白居易鄉愁頓起:“一聞愁意結,再聽鄉心起。渭上新蟬聲,先聽渾相似。衡門有誰聽?日暮槐花里”(《早蟬》);這蟬聲也曾使唐代另一位大詩人劉禹錫心生淒涼:“蟬聲未發前,已自感流年。一入淒涼耳,如聞斷續弦”(《答白刑部聞新蟬》);這蟬鳴還曾使有志無成、空有一腔報國熱情卻無處施展的唐代詩人雍裕之潸然淚下:“一聲清溽暑, 幾處促流身。志士心偏苦,初聞獨泫然”(《早蟬》)。蟬本無知,蟬鳴也本不關愁,然而許多詩人卻聞蟬而愁,這都只不過是因為詩人自己心中有愁、“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緣故罷了。正如宋代詩人楊萬里所說:“蟬聲無一添煩惱,自是愁人在斷腸”(《聽蟬》)。因此,我們不難明了:五代楚詩人劉昭禹在《聞蟬》一詩中對蟬“莫侵殘日噪,正在異鄉聽”的勸阻,唐代詩人盧殷在《晚蟬》一詩中對蟬“猶畏旅人頭不白,再三移樹帶聲飛”的抱怨,唐代另一位詩人姚合在《聞蟬寄賈島》一詩中對蟬鳴“秋來吟更苦,半咽半隨風”的描寫,宋代詞人劉克莊在《三月二十五日飲方校書園》一詩中對蟬“何必雍門彈一曲,蟬聲極意說淒涼”的感受,都只不過是詩人各自的內心情感的外現與物化罷了。“得飲玄天露,何辭高柳寒”(南朝·陳·劉刪《詠蟬詩》),“飲露身何潔,吟風韻更長”(唐·戴叔倫·《畫蟬》)。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蟬的幼蟲生活在土壤裡,是靠吸食植物根部的汁液維持生命的,而成蟲則靠吸食樹木枝幹的汁液為生。然而,古人誤卻以為蟬是靠餐風飲露為生的,故把蟬視為高潔的象徵,並詠之頌之,或藉此來寄託理想抱負,或以之暗喻自己坎坷不幸的身世。隋朝舊臣虞世南,被唐太宗李世民留用後,由於才高學廣,為人正直,深得器重, 於是,他筆下的鳴蟬就成了具有高標逸韵人格的象徵,成了詩人自己是因為立身高潔而不是因為憑藉外在的力量才被重用的表白。在這首題為《蟬》的詩中,詩人寫到:“垂委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而作為“初唐四傑”之一、生活時代與虞世南相去不遠的駱賓王,在高宗儀鳳三年(公元678年) 也寫過一首《詠蟬》詩:“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寫這首詩時,本來擔任任侍御史的駱賓王,已因上疏論事觸忤武后,遭誣,以貪贓罪名下獄,身陷囹圄。這首詩借蟬抒懷,以“霜重”、“風多”喻處境的險惡,以“飛難進”喻政治上的不得意,以“響易沉”喻言論被壓制,以“無人信高潔”喻自己的品性高潔卻不為時人所理解。全詩取譬貼切,用典自然,語多雙關,於詠物中寄情寓興,由物到人, 由人到物,達到了物我一體的境界,是詠蟬詩中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而晚唐詩人李商隱的《蟬》詩則是這樣寫的:“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詩人滿腹經綸,抱負高遠,然而卻由於為人清高,生活清貧;後來,又意想不到地陷入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不受重用,潦倒終身。因而詩人在聽到蟬的鳴唱時,自然而然地由蟬的立身高潔聯想到自己的清白,由蟬之無同情之人聯想自己同樣也是無同道相知。於是,不由自主地發出“高難飽”、“恨費聲”的慨嘆。三首詩都是唐代借詠蟬以寄意的名作,但由於三位詩人的地位、際遇、氣質不同,使三詩旨趣迥異,各臻其妙,被稱為唐代詠蟬詩的“三絕”。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對這一點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借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與頌揚蟬的高潔相反,詠蟬詩中也有譏諷蟬的污濁的。唐末詩人陸龜蒙和羅隱的《蟬》詩便是如此。在陸龜蒙的筆下,蟬是卑鄙無能之輩:“只憑風作使,全仰柳為都;一腹清何甚,雙翎薄更無”。而在羅隱的筆下,蟬則是趨炎附勢之徒:“大地工夫一為遺,與君聲調偕君綏。風棲露飽今如此,應忘當年滓濁時”。兩詩借蟬言志,對唐末的社會腐敗、官場污濁,進行了有力的諷刺和批判。此外,唐朝詩人雍陶的“高樹蟬聲入晚雲,不唯愁我亦愁君。何時各得身無事,每到聞時似不聞”(《蟬》)、清代詩人朱受新的“抱葉隱深林,乘時慧慧吟。如何忘遠舉,飲露已清心”(《詠蟬》),也都是藉蟬抒懷的佳句,句中各有比興寄託。而南朝陳朝詩人陳正見在的“風高知響急,樹近覺聲連” (《賦得秋蟬和柳應衡陽王教詩》)、唐朝詩人徐夤的“朝催籬菊花開露,暮促庭槐葉墜風”(《初秋行圃》)雖是即景寫景,卻亦具有一番清新別緻的機趣。


咏蝉诗话
[编者按]在众多的咏蝉诗中,唐代的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这三首诗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 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被称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文/刘书龙
“造化生微物,常能应候鸣”(唐·许裳.闻蝉))。又是骄阳似火的夏季,那些被法布尔誉为“不知疲倦的歌手”的鸣蝉们,又一次在林间枝头开始了它们的歌唱。古往今来,它们那“知了,知了”的鸣唱,曾使多愁善感的诗人们写下了多少优美动人的诗篇啊!
   “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宋·朱熹.《南安道中》)。蝉声响亮而高远,对此古诗中有许多生动的描写,比如南朝诗人萧子范就曾在《后堂听蝉》一诗中这 样写到:“流音绕丛藿,余响彻高轩”;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酬令孤相公新蝉见寄》一诗中也写到:“清吟晓露叶,愁噪夕阳枝。忽尔弦断绝,俄闻管参差”;而 唐代另一位诗人卢同在《新蝉》一诗中对此描写得更为形象生动:“泉溜潜幽咽,琴鸣乍往还。长风剪不断,还在树枝间。”
  “今朝蝉忽鸣,迁客若为情?便觉一年老,能令万感生”(唐. 司空曙《新蝉》)。一样的蝉鸣,在不同的人听来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生发出各种不同的感慨来。这蝉声曾使长年漂泊在外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乡愁顿起:“一闻 愁意结,再听乡心起。渭上新蝉声,先听浑相似。衡门有谁听?日暮槐花里”(《早蝉》);这蝉声也曾使唐代另一位大诗人刘禹锡心生凄凉:“蝉声未发前,已自 感流年。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答白刑部闻新蝉》);这蝉鸣还曾使有志无成、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无处施展的唐代诗人雍裕之潸然泪下:“一声清溽暑, 几处促流身。志士心偏苦,初闻独泫然”(《早蝉》)。蝉本无知,蝉鸣也本不关愁,然而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这都只不过是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以我观 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缘故罢了。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所说:“蝉声无一添烦恼,自是愁人在断肠”(《听蝉》)。因此,我们不难明 了:五代楚诗人刘昭禹在《闻蝉》一诗中对蝉“莫侵残日噪,正在异乡听”的劝阻,唐代诗人卢殷在《晚蝉》一诗中对蝉“犹畏旅人头不白,再三移树带声飞”的抱 怨,唐代另一位诗人姚合在《闻蝉寄贾岛》一诗中对蝉鸣“秋来吟更苦,半咽半随风”的描写,宋代词人刘克庄在《三月二十五日饮方校书园》一诗中对蝉“何必雍 门弹一曲,蝉声极意说凄凉”的感受,都只不过是诗人各自的内心情感的外现与物化罢了。
  “得饮玄天露,何辞高柳寒”(南朝·陈·刘删《咏蝉诗》),“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唐·戴叔伦·《画蝉》)。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蝉的幼虫生活在土壤里,是靠吸食植物根部的汁液维持生命的,而成虫则靠吸食树木枝干的汁液为生。然而,古人误却以为蝉是靠餐风饮露为生的,故把蝉视为高洁 的象征,并咏之颂之,或借此来寄托理想抱负,或以之暗喻自己坎坷不幸的身世。隋朝旧臣虞世南,被唐太宗李世民留用后,由于才高学广,为人正直,深得器重, 于是,他笔下的鸣蝉就成了具有高标逸韵人格的象征,成了诗人自己是因为立身高洁而不是因为凭借外在的力量才被重用的表白。在这首题为《蝉》的诗中,诗人写 到:“垂委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而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生活时代与虞世南相去不远的骆宾王,在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 也写过一首《咏蝉》诗:“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写这首诗时,本来担任任 侍御史的骆宾王,已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下狱,身陷囹圄。这首诗借蝉抒怀,以“霜重”、“风多”喻处境的险恶,以“飞难进”喻政治上的不 得意,以“响易沉”喻言论被压制,以“无人信高洁”喻自己的品性高洁却不为时人所理解。全诗取譬贴切,用典自然,语多双关,于咏物中寄情寓兴,由物到人, 由人到物,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蝉诗中的不可多得的佳作。而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蝉》诗则是这样写的:“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 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诗人满腹经纶,抱负高远,然而却由于为人清高,生活清贫;后来,又意想不到地陷入牛李党争的夹 缝之中,不受重用,潦倒终身。因而诗人在听到蝉的鸣唱时,自然而然地由蝉的立身高洁联想到自己的清白,由蝉之无同情之人联想自己同样也是无同道相知。于 是,不由自主地发出“高难饱”、“恨费声”的慨叹。三首诗都是唐代借咏蝉以寄意的名作,但由于三位诗人的地位、际遇、气质不同,使三诗旨趣迥异,各臻其 妙,被称为唐代咏蝉诗的“三绝”。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对这一点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借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 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
  与颂扬蝉的高洁相反,咏蝉诗中也有讥讽蝉的污浊的。唐末诗人陆龟蒙和罗隐的《蝉》诗便是如此。在陆龟蒙的笔下,蝉是卑鄙无能之辈:“只 凭风作使,全仰柳为都;一腹清何甚,双翎薄更无”。而在罗隐的笔下,蝉则是趋炎附势之徒:“大地工夫一为遗,与君声调偕君绥。风栖露饱今如此,应忘当年滓 浊时”。两诗借蝉言志,对唐末的社会腐败、官场污浊,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批判。
  此外,唐朝诗人雍陶的“高树蝉声入晚云,不唯愁我亦愁君。何时各得身无事,每到闻时似不闻”(《蝉》)、清代诗人朱受新的“抱叶隐深 林,乘时慧慧吟。如何忘远举,饮露已清心”(《咏蝉》),也都是借蝉抒怀的佳句,句中各有比兴寄托。而南朝陈朝诗人陈正见在的“风高知响急,树近觉声连” (《赋得秋蝉和柳应衡阳王教诗》)、唐朝诗人徐夤的“朝催篱菊花开露,暮促庭槐叶坠风”(《初秋行圃》)虽是即景写景,却亦具有一番清新别致的机趣。

The word “homesickness” didn’t come into use until the 1750s. Before that, the feeling was known as “nostalgia,” a medical condition.
'The Soldier's Dream of Home,' a Currier & Ives lithograph produced during the Civil War, was one sign of the great attention that soldiers' homesickness received. Courtesy of Library of Congress.
THEPARISREVIEW.ORG|由 FRANCESCA MARI 上傳

思鄉
因懷念家鄉而產生愁緒所引發的病症。

鄉愁
因思念故鄉而引起的愁緒。唐˙岑參˙宿關西客舍寄嚴許二山人詩:「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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