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眾多的詠蟬詩中,唐代的虞世南的《蟬》、駱賓王的《在獄詠蟬》、李商隱的《蟬》,這三首詩由於作者地位、遭際、氣質的不同,雖同樣工於比興寄託,卻呈現出殊異的面貌,構成富有個性特徵的藝術形象,被稱為唐代文壇“詠蟬”詩的三絕。
文/劉書龍“造化生微物,常能應候鳴”(唐·許裳.聞蟬))。又是驕陽似火的夏季,那些被法布爾譽為“不知疲倦的歌手”的鳴蟬們,又一次在林間枝頭開始了它們的歌唱。古往今來,它們那“知了,知了”的鳴唱,曾使多愁善感的詩人們寫下了多少優美動人的詩篇啊!“高蟬多遠韻,茂樹有餘音”(宋·朱熹.《南安道中》)。蟬聲響亮而高遠,對此古詩中有許多生動的描寫,比如南朝詩人蕭子範就曾在《後堂聽蟬》一詩中這樣寫到:“流音繞叢藿,餘響徹高軒”;唐代大詩人劉禹錫在《酬令孤相公新蟬見寄》一詩中也寫到:“清吟曉露葉,愁噪夕陽枝。忽爾弦斷絕,俄聞管參差”;而唐代另一位詩人盧同在《新蟬》一詩中對此描寫得更為形像生動:“泉溜潛幽咽,琴鳴乍往還。長風剪不斷,還在樹枝間。”“今朝蟬忽鳴,遷客若為情?便覺一年老,能令萬感生”(唐. 司空曙《新蟬》)。一樣的蟬鳴,在不同的人聽來往往會有不同的感受,生髮出各種不同的感慨來。這蟬聲曾使長年漂泊在外的唐代大詩人白居易鄉愁頓起:“一聞愁意結,再聽鄉心起。渭上新蟬聲,先聽渾相似。衡門有誰聽?日暮槐花里”(《早蟬》);這蟬聲也曾使唐代另一位大詩人劉禹錫心生淒涼:“蟬聲未發前,已自感流年。一入淒涼耳,如聞斷續弦”(《答白刑部聞新蟬》);這蟬鳴還曾使有志無成、空有一腔報國熱情卻無處施展的唐代詩人雍裕之潸然淚下:“一聲清溽暑, 幾處促流身。志士心偏苦,初聞獨泫然”(《早蟬》)。蟬本無知,蟬鳴也本不關愁,然而許多詩人卻聞蟬而愁,這都只不過是因為詩人自己心中有愁、“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緣故罷了。正如宋代詩人楊萬里所說:“蟬聲無一添煩惱,自是愁人在斷腸”(《聽蟬》)。因此,我們不難明了:五代楚詩人劉昭禹在《聞蟬》一詩中對蟬“莫侵殘日噪,正在異鄉聽”的勸阻,唐代詩人盧殷在《晚蟬》一詩中對蟬“猶畏旅人頭不白,再三移樹帶聲飛”的抱怨,唐代另一位詩人姚合在《聞蟬寄賈島》一詩中對蟬鳴“秋來吟更苦,半咽半隨風”的描寫,宋代詞人劉克莊在《三月二十五日飲方校書園》一詩中對蟬“何必雍門彈一曲,蟬聲極意說淒涼”的感受,都只不過是詩人各自的內心情感的外現與物化罷了。“得飲玄天露,何辭高柳寒”(南朝·陳·劉刪《詠蟬詩》),“飲露身何潔,吟風韻更長”(唐·戴叔倫·《畫蟬》)。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蟬的幼蟲生活在土壤裡,是靠吸食植物根部的汁液維持生命的,而成蟲則靠吸食樹木枝幹的汁液為生。然而,古人誤卻以為蟬是靠餐風飲露為生的,故把蟬視為高潔的象徵,並詠之頌之,或藉此來寄託理想抱負,或以之暗喻自己坎坷不幸的身世。隋朝舊臣虞世南,被唐太宗李世民留用後,由於才高學廣,為人正直,深得器重, 於是,他筆下的鳴蟬就成了具有高標逸韵人格的象徵,成了詩人自己是因為立身高潔而不是因為憑藉外在的力量才被重用的表白。在這首題為《蟬》的詩中,詩人寫到:“垂委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而作為“初唐四傑”之一、生活時代與虞世南相去不遠的駱賓王,在高宗儀鳳三年(公元678年) 也寫過一首《詠蟬》詩:“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寫這首詩時,本來擔任任侍御史的駱賓王,已因上疏論事觸忤武后,遭誣,以貪贓罪名下獄,身陷囹圄。這首詩借蟬抒懷,以“霜重”、“風多”喻處境的險惡,以“飛難進”喻政治上的不得意,以“響易沉”喻言論被壓制,以“無人信高潔”喻自己的品性高潔卻不為時人所理解。全詩取譬貼切,用典自然,語多雙關,於詠物中寄情寓興,由物到人, 由人到物,達到了物我一體的境界,是詠蟬詩中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而晚唐詩人李商隱的《蟬》詩則是這樣寫的:“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詩人滿腹經綸,抱負高遠,然而卻由於為人清高,生活清貧;後來,又意想不到地陷入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不受重用,潦倒終身。因而詩人在聽到蟬的鳴唱時,自然而然地由蟬的立身高潔聯想到自己的清白,由蟬之無同情之人聯想自己同樣也是無同道相知。於是,不由自主地發出“高難飽”、“恨費聲”的慨嘆。三首詩都是唐代借詠蟬以寄意的名作,但由於三位詩人的地位、際遇、氣質不同,使三詩旨趣迥異,各臻其妙,被稱為唐代詠蟬詩的“三絕”。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對這一點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借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與頌揚蟬的高潔相反,詠蟬詩中也有譏諷蟬的污濁的。唐末詩人陸龜蒙和羅隱的《蟬》詩便是如此。在陸龜蒙的筆下,蟬是卑鄙無能之輩:“只憑風作使,全仰柳為都;一腹清何甚,雙翎薄更無”。而在羅隱的筆下,蟬則是趨炎附勢之徒:“大地工夫一為遺,與君聲調偕君綏。風棲露飽今如此,應忘當年滓濁時”。兩詩借蟬言志,對唐末的社會腐敗、官場污濁,進行了有力的諷刺和批判。此外,唐朝詩人雍陶的“高樹蟬聲入晚雲,不唯愁我亦愁君。何時各得身無事,每到聞時似不聞”(《蟬》)、清代詩人朱受新的“抱葉隱深林,乘時慧慧吟。如何忘遠舉,飲露已清心”(《詠蟬》),也都是藉蟬抒懷的佳句,句中各有比興寄託。而南朝陳朝詩人陳正見在的“風高知響急,樹近覺聲連” (《賦得秋蟬和柳應衡陽王教詩》)、唐朝詩人徐夤的“朝催籬菊花開露,暮促庭槐葉墜風”(《初秋行圃》)雖是即景寫景,卻亦具有一番清新別緻的機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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