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 ，光復，打包，《半生緣》，日月重光

三月十九日，相傳太陽誕辰；實則明思宗殉國之日也。聞之故老，謂明亡之後，遺民不忍死其君，又慮清人猜忌，乃藉言太陽。太陽，日也；日，君象 也。故曰「太陽一出滿天紅」，以寓復明之志。是日以麵製九豬、十六羊，供為犧牲；則少牢之禮也。今中華再建，日月重光，亦可以慰「景山之靈」矣。

重光文藝出版社

林海音第一部文集：《冬青樹》

◆應鳳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所教授）

林海音生平第一本書印行25年之後，才由她自己主持的「純文學出版社」重排再版。遲遲付印的主因，是她一直考慮著「是否增添或刪減什麼的」，但最後決定「仍照原來面目出現」。因為──她有心留下當年寫作的痕跡，以及當時的社會情況、家庭生活、人們的思想等。

《冬青樹》初版於1955年，1950年代的台灣文學環境，經濟是物質匱乏，政治是保守戒嚴，攜兒帶女來台的林海音，於動盪年月，一邊趕緊把「家」建立起來，一邊先安置一張書桌伏筆寫作。

她站在「文學本位」的立場，堅持「純文學」形象，美麗耐寒，歷數十年而不凋──「冬青樹」正好是林海音作家形象的最佳象徵。

重光紀念日

 今天是香港重光紀念日，有網友在昨天的「蘋論」後留言說，今天要去中環和平紀念碑，紀念為香港獻上生命的士兵。更有心的，可以去位於港島柴灣（又稱西灣）以南黑角頭的西灣國殤紀念墳場，那裡安葬着香港保衛戰的陣亡士兵，包括英聯邦士兵、本地抗戰軍人及平民。加拿大總理哈帕2012年訪港曾前往憑吊。香港還有兩個紀念犧牲軍人的墳場，一是南區的赤柱國殤紀念墳場；另一是設在元朗牛潭尾的廓爾喀（即𨫥喀）軍人墳場，這墳場在97後因主權移交而關閉。

香港對抗日軍入侵的保衛戰，儘管寡不敵眾及沒有空軍支援，在激戰18天後失守，但戰況激烈，有許多奮勇犧牲的事跡。更重要的，對香港來說，自1842年英治建立的文明制度以來，這一段二戰、日治3年8個月和其後重光的歷史，建構了香港和香港人的獨特故事。
中國抗戰8年史，有國共不同的陳說。香港保衛戰是單純而沒有歧義的，它是香港本土、英軍、英聯邦特別是加拿大兵團，共同寫下的二戰中英勇一頁。不同的歷史建構了香港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身份。中國紀念抗戰勝利定為9月3日；香港的重光紀念日是8月30日。97年主權轉移，不等於可以改變已成事實的歷史。中共想以抗戰紀念去強推港人的身份認同，但身份認同豈能靠扭曲歷史粗暴建立？
香港兩位歷史學者鄺智文和蔡耀倫，近年合著了一本書：《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著作。93歲參加香港保衛戰的加拿大老兵George S. MacDonell表示，已出版二本書籍，紀念加拿大軍人為保衛香港作出的犧牲，提醒人們不要忘卻那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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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張愛玲給王家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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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中字型 較大字型	張愛玲手稿

王家衛的電影總隱約有一把張愛玲聲音，尤近於《半生緣》的全知敘事者──七分直白，二分煽情，一分睿智，永遠計算精密，確保你即使情節人物都忘光後，至少還能打包一批金句。「你不要說兩次，說兩次我就信了。」這原是《旺角卡門》張曼玉說的，但放在白流蘇的嘴裏也未嘗不可。王家衛曾說，《東邪西毒》是金庸版的《半生緣》，《花樣年華》是他自己的《半生緣》。怎麼這樣纏夾？其實兩人之間確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半生緣」，但恐怕連當事人自己也說不清是怎樣發生的。
二○○九年夏，我在張愛玲遺產繼承人宋以朗的家看到一封信，竟然是張愛玲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寫給王家衛的。窗外綠葉扶疏，我在一大片嘰嘰呱呱的蟬聲中讀着這封十四年前的信，恍恍惚惚，幾乎以為自己在做夢。那封信這樣寫：

「家衛先生：
很高興您對《半生緣》拍片有興趣。久病一直收到信就只拆看賬單與少數急件，所以您的信也跟其他朋友的信一起未啟封收了起來。又因對一切機器都奇笨，不會操作放映器，收到錄影帶，誤以為是熱心的讀者寄給我共欣賞的，也只好收了起來，等以後碰上有機會再看。以致躭擱了這些時都未作覆，實在抱歉到極點。病中無法觀賞您的作品，非常遺憾。現在重托了皇冠代斟酌作決定，請逕與皇冠接洽，免再延擱。前信乞約略再寫一份給我作參考。匆此即頌
大安
張愛玲　七月五日，一九九五」

顯然是王家衛要求改編《半生緣》為電影，她才寫這封信。但他到底寄了什麼錄影帶給張愛玲「共欣賞」呢？該不是《旺角卡門》吧，《阿飛正傳》似乎最有可能。可惜我找不到王導的信。傳奇人物間的交集，往往平凡得出人意表，就像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八日，普魯斯特和喬伊斯在巴黎的派對上相遇，彼此的對話就僅僅是前者抱怨胃病，後者訴說頭痛。因此張愛玲不會用曼楨的腔調寫：「家衛，我要你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人是永遠等着你的，不管是什麼時候，不管在什麼地方。」而王家衛也不會很王家衛地寫：「張愛玲，我知道要想不被人拒絕，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拒絕人。雖然我很想改編《半生緣》，但是我不要你授權，因為我明白得不到的東西永遠是最好的。」
張愛玲覆信後兩月，就在洛杉磯與世長辭。其後的事大家都很清楚：王家衛並沒有拍《半生緣》，反而許鞍華拍了。二○一二年，有記者居然問他，張愛玲在世時曾否找他合作？王導答：「我和張愛玲的年代差太遠了，而且張愛玲不會找人的，我也沒有找過她。」我不禁心裏嘀咕，明明有信為證，怎麼又否認呢？但一時也沒辦法釋疑。日子不知不覺又過去了，整件事也逐漸拋諸腦後。直到二○一三年夏天。
當時宋以朗忽發奇想：張愛玲曾用英文寫了一個沒拍成電影的劇本大綱，叫My Hong Kong Wife，何不自資拍成獨立電影呢？他於是同我商量，問能否找到導演符合以下三大要求：不必出名、懂張愛玲、拍得好。「拍得好，又怎會不出名？」我說着，腦海中就莫名其妙閃出「譚家明」這名字。當然他不是不出名。我不認識他，也不認為有機會聯絡他，就懶得告訴宋以朗。
但天下的事情常常是叫人意想不到的。一星期後（多麼快！）我偶然結識一位編輯，之前竟是當副導的，而譚家明正是她的城大導師，可介紹給我。在這樣一連串的巧合下，或者說冥冥中自有主宰，我在那年秋天見到譚導。初次見面吃飯，我知道他跟王家衛的關係，就問起當年那封給張愛玲的信。他事前對我一無所知，只當我是學生的朋友慕名而來，難免有點意外。「那是我找家衛代筆的，」他說，「我一直想拍《半生緣》。」隨即滔滔不絕解釋電影的分場、風格、主題，特別強調世鈞到郊野大柳樹下拾起曼楨的紅絨線手套時，畫面該是黑白的，只有那手套才是鮮紅……
悠長的十八年過去了，譚家明根本沒料到我會提及這封不為人知的信，但當時的一切在他依然是歷歷分明的。我看到他的興奮，倒感到一絲難過。一封以別人名義寄出的信，半輩子後才由一個不相干的人代答，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嗎？我後來給譚導寫了一個電郵說：「《半生緣》的前身是《十八春》，十八春，何其巧合。」衷心祝福他有天能如願以償。

逢隔周日刊登 

馮睎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