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1日 星期二

《說話》(朱自清 1929)

張健教授有朱自清"《說話》賞析"一文 (引文以黑體字表示)。

說話(朱自清)



說話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跟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卻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

  說話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几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贊詞,正是物稀為貴的證据;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并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只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說話里。古文《尚書》裏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歷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雲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里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准,古今有几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為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夠瞧的

  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約略分別:向大家演說,講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私談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可稱為正式的。朋友們的閒談也是一种,可稱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面孔,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种話都是成片斷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只有閒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儿;說是雜拌儿,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閒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閒”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種說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閒談也有——“天氣”常是閒談的發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搭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么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里。還有一部《紅樓夢》,裏面的對話也極輕鬆,漂亮。此外漢代賈君房號為“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句贊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极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力量。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面的,反面的,夾縫里的表現了。這對于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体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儿。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确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于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挂在牆上”,也還是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于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儿。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种深沉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于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种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著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只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只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与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儿沒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我們所能希望的只是:說得少,說得好。
  (原載1929年6月10日《小說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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