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捲」世代；「躺平」抗議

 

China’s “Involuted” Generation內捲（involution）世代. the office hours known as “996”「躺平」和「內卷」

In China, the office hours known as “996”—nine in the morning to nine in the evening, six days a week—were once a badge of honor, but the phrase is now uttered with ironic des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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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Involuted” Generation
A new word has entered the popular lexicon to describe feelings of burnout, ennui, and despair.



在康德的使用中，“Involution”的主要含义则是内卷、内缠、退化复原等。 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发展了内卷化的概念：在1936年的研究原始文化的一篇论文中，他使用“内卷化”来形容某文化模式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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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捲（involution），也稱內捲化、內捲化效應、過密化、內捲化現象內捲是近幾年來中文網路上特別流行一個詞，一般用於形容某個領域中發生了過度的競爭，​導致人們進入了互相傾軋、內耗的狀態。英文叫involution，與之對應的是evol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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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評論：中國青年的憤怒

「躺平」和「內卷」最近受到中國輿論的高度重視。政論家鄧聿文認為，在中共百年黨慶將要舉行前，這兩個網路熱詞的流行對於當局實在不是什麼好事。

中國網路行業盛行「996」工作制

（德國之聲中文網）簡單地說，「躺平」意指放棄靠拚命工作來攢錢，不斷產生焦慮而傷身的生活模式，採取主動降低自身慾望，從而緩解生存壓力的一種生活哲學。「內卷」用一些學者的話說，指「不斷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環」及「一種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競爭」。兩者的意思剛好相反，一個代表「退出競爭」，一個指向「過度競爭」，事實上，「躺平」針對的恰是「內卷」所代表的強迫自己拚命工作，來獲取相對別人的微小競爭優勢，它實際是一種無意義的內部競爭，但卻導致競爭者身心疲憊，於是索性就降低生活目標，以一種失敗者的面目退出競爭的人生哲學。

「躺平」和「內卷」流行於90後和部分00後群體，說明這兩個群體的就業環境和生活處境很不如意，這同他們給世人的直覺印象頗不吻合。因為90後尤其00後是在物質富裕的年代成長起來的，他們大多為獨生子女，受過良好教育，比其父輩視野廣闊，似乎也更自信。按理，他們對當下，對工作和生活，對未來，理應更積極樂觀有為，不會生出內卷和躺平情緒。而現在這兩詞反映了這兩個群體面臨來自企業內部的競爭壓力、職業上升空間的狹窄以及就業難。

其實，這只是90後和00後從邁入職場和社會的那刻起遭遇的困境之一，無論是作為個體還是群體，上述兩代人還面臨著其他他們無法掌控的困難，其中最突出的有高房價、高生育成本以及社會給他們所能提供的改變命運的機會越來越少。過去十多年，中國的房價經歷了讓人心跳的上漲過程，尤其在一線城市，以年輕人的收入，要麼望房心嘆，要麼背負著沉重的房貸。生兒育女、撫養小孩同樣負擔沉重，以致90後中的丁克家庭如今越來越多。社會的開放雖看似給了年輕人無數機會，然而每種機會都有門檻，都已經被他們的前輩佔據，今天不像他們的父輩處在野蠻生長的時代，只要有想法敢行動，就有機會改變命運，但這種機會大大減少。

為什麼中國社會的發展要年輕人來承受這個代價？如果說西方也曾出現「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它背後是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的爆發，今天中國青年的「內卷」和「躺平」實際也是在表達一種對社會的不滿乃至憤怒情緒，這種憤怒是否會導致社會出現危機，或者它本身就是危機的一種表現，值得關注。

改革開放名義下畸形發展的必然結果

某種意義上，中國目前的高房價、高物價、高生存成本、青年就業難、低社會機會以致年輕人不得不從事高強度、無意義的競爭來確保自己的職場存在，這是中國40年在改革開放名義下畸形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在40年裡把西方資本主義在二、三百年走過的路都走了一遍，將後者二、三百年的發展濃縮在四十年內，本身就會導致問題和矛盾的發生異常集中和尖銳。但與西方不同的是，後者的發展近似於一個自然歷史過程，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自然發展過程，它最直接的動機和目的是為瞭解決當時迫在眉睫的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問題，儘管也含有讓民眾富起來的目的。

正因此，當局實行的社會經濟政策就其本質而言是只破不立，即凡有利於破除舊體制促進經濟發展的舉措都可以，包括道德和環境的破壞，勞工權利的犧牲。在改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沒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規範市場應有的秩序。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言，這一政策在當時可能是一種務實選擇，然而它的要害在於，什麼人才有「資格」先富起來，落實到現實層面，必定是那些有權力有資源或者接近權力的階層。雖然在這一過程中，也有一部分有「野心」敢幹的平民借助該政策而取得第一桶金。這就導致先富政策必然以社會的兩級分化為代價。此種情況越到後來越嚴重，因為掌控財富的階層就在中共內部以及與之有聯繫的人，他們是沒有動力和機制去改變這種高度失衡的財富分配格局的。

另外，當局為了做大經濟蛋糕，一面鼓勵和扶植民營經濟的發展（至少文件如此），另一面也嚴格限制勞工權利，不準勞工組建自己的組織。由於這種政治的介入，雇傭勞動在與資本的博弈中便天然處於弱勢，沒有實力去爭取包括薪水在內的有利處境，從而加重了貧富分化的程度。這種情況於今也沒有本質改變。在網路行業的「996」式工作機制中，員工只能「自願」接受這種工作安排，此乃該行業產生內捲心態的重要原因。

這當然不是說90後的前面幾代就沒有承擔高房價和高物價等的後果，而是這些前代已經積累一定財富有能力對沖這個社會成本，但90後和00後沒有這個財力，特別是來自三、四線城市和小城的90後和00後們，他們是內卷化的主體。之前的幾代，從50後到80後，雖然在每個代際內部也存在很大的貧富差距，然而作為代際整體還是在改革開放中受益的，即使80後群體，也趕上改革開放財富盛宴的末班車，但當90後以獨立的個體身份進入社會後，他們基本沒有受益，這就使得這兩代年輕人和包括他們父輩在內的前代相比，在分享社會財富方面，存在著財富鴻溝的代際差距，原因當然和當局的發展政策有關。

房價上漲必定要有人來承受代價

房價的上漲最能說明這一問題。中共因為政績合法性的需要，必須刺激經濟，製造一種財富幻覺讓民眾滿足，而刺激經濟需要寬松貨幣政策，房地產作為不動產和財富的象徵就充當了超發貨幣的蓄水池，房價也就節節攀升。受這個邏輯驅動，甚至在經濟不景氣時，當局直接用房地產來拉動經濟。但上漲總有盡頭，可當局不能刺破房價泡沫，因為隨著每輪房價的上漲，參與財富泡沫游戲的人越來越多，一旦刺破泡沫，房價劇烈下跌，不但很多取自房子的人其財富將清零，風險也勢必會蔓延到銀行等金融部門。這是一個連鎖反應，所以當局這幾年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調控房價，擔憂的就是房價突然破裂，社會將一地雞毛，衝擊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