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舊士」到「新學」】
謝謝「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介紹了陳文松老師的新書《殖民統治與「青年」》。
在以下這段書摘中介紹了臺灣總督府舉辦的「揚文會」，揚文會不只是對具有科舉功名的舊鄉紳階層的攏絡，更是統治者意欲藉此推廣新學，以培養新式人才的一場深具政治、社會戰略意圖的鴻門宴。臺灣總督府試圖向這批舊士推銷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並希望透過他們在各地域社會的影響力，進而推廣至整個臺灣社會。
揚文會是日治時代第4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實施「生物學的殖民地經營」策略之一，藉以緩和台灣人民的反抗情緒，培養對日本的情感，為籠絡清代中式的舊文人，明治33年（1900）3月15日在台北府城西門內的淡水館舉行揚文會，邀集前清進士、舉人及副貢、優貢、拔貢、歲貢、恩貢同科諸士參加，台北縣受邀參加者有37人，當日出席26人，台中縣40人受邀，15人出席，台南縣60人受邀，20人出席，宜蘭廳12人受邀，11人出席，共出席72人。
當日會場擺設甚為講究，會場正面懸掛「揚文」兩字匾額，圍以布幔，懸上聯對。兒玉致辭，後藤專題演說，期勉文士各展抱負，做為治台的參考，各縣廳推派代表致謝辭，並依總督出題之策問作出3篇策議文章，議題包括〈修保廟宇（文廟、城隍廟、天后廟等類）議〉、〈旌表節孝（孝子、節婦、忠婢、義僕）議〉、〈救濟賑恤（養濟院、育嬰堂、義倉、義塚、義井等類）議〉3類，會後並由總督府編纂成《揚文會策議》。總督府在詩會期間除於會場宴饗與會者外，還招待至臺北各官衙及學校等機構參觀。是會至3月26日結束。彰化詩人吳德功曾參與此會，著有《觀光日記》一書記載此會之源起及過程。與會人士曾開會協議將續辦揚文會，公推李春生為座長，蔡國琳為副，每年舉行小會1次，三年開大會1次，各縣廳並成立支會，但除隔年各地方曾開過會外，之後並未再舉辦相關的活動。
參考文獻[編輯]
目次
[非表示]概要[編集]
日本の台湾領有で、台湾在住の士大夫は科挙及第による栄達の夢が絶た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れらの不遇をかこつ士大夫の慰撫を図るために彼らの意見を聴く式典を開催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式典の名称は「尚賢会」「頤賢会」「揚文会」「蘭台会」「漱芳会」の中から「揚文会」が選ばれた。
1900年（明治33年）3月15日、台北府城西門内の淡水館（旧・登瀛書院）で揚文会が開かれた。かつての進士や挙人などが招待され、総督から出された3つの諮問に対して自らの所信を述べ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会議の内容は、後に『揚文会策議』として総督府から編纂された。
期間中、彼らは手当が支給され、総督府の各官庁の見学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揚文会の諮問内容[編集]
- 廟宇（文廟、武廟、城隍廟、天后宮等類）保存に就いての方法及び旧慣習の状況
- 節孝（孝子、節婦、忠婢、義僕）を旌表するに就いての方法及び旧慣習の状況
- 救済賑恤（養済院、育嬰堂、義倉、義塚、義井等類）に就いての方法及び旧慣習の状況
参考文献[編集]
- 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編『台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台湾総督府警務局、1942年
関連項目[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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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青年是統治體制的協力者？或是反抗者？本書自臺灣總督府教化政策的特殊視角切入，呈現殖民地歷史中清流與濁流難以劃分的複雜面貌。
統治者的進化：日本總督府如何籠絡台灣人心？
作者：陳文松（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由於日本帝國自從領有臺灣以後，便面臨著由部分鄉紳階層所領導的抗日武裝勢力的頑強抵抗。[1]而且另一方面，則有部分的鄉紳階層因不甘心受異民族統治，或以退隱的方式，或是設立書房和詩社等以互通聲息維繫漢民族意識。
於是有鑑於此，臺灣總督府一手執「長鞭」採取強力的軍事討伐作戰，另一手則高舉著「紅蘿蔔」採取攏絡懷柔的政策，例如在1896年10月頒布《紳章條例》來強化「尊士」政策的推動。自1898年「兒玉－後藤」搭檔後的臺灣總督府，不僅持續延用這套紳章制度，還在臺灣各地舉辦饗老典和揚文會。[2] 其中，又以揚文會最具代表性。
1900年3月15日，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台北府城西門內的淡水館舉行揚文會，藉以籠絡清代舊文人。圖為揚文會會場照片。
不過，揚文會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舊鄉紳階層間的酬酢，雙方所打的如意算盤究竟為何，更是揚文會最令筆者關注之處。換言之，以往言及揚文會，往往偏重於統治者藉此攏絡具有科舉功名的舊鄉紳階層；但究其實，揚文會最終卻儼然成為統治者亟欲藉此推廣新學，以培育新式人才的一場深具政治、社會戰略意圖的鴻門宴。
這場堪稱為臺灣總督府領臺初期最佳的「尊士」政策代表作—揚文會，1900年3月中旬在臺北淡水館盛大舉行。當天聚集了來自全臺各地的原清國科舉考試及格獲得功名的舊鄉紳，共有72名出席。[3]
在這個盛會中，新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會議的籌劃者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親自迎接與會者的到來。所以選擇在淡水館召開，乃因此地正是「昔舊清政府陶鑄人才之地即登瀛書院」[4]所在地之故。所以揚文會在會場的挑選上，一方面顧及原清國科舉功名的士人—學者的面子，另一方面藉此故地展演新殖民統治者禮賢下士的懷柔攏絡戲碼，期能發揮最大功效。
然而，揚文會當天的主角看似這批受邀前來的前朝遺臣—舊士，但吸引全場目光且奮力演出的毋寧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若先就結果來看，揚文會舉行的最大目的除了對舊士（學者）「救濟」[5]之外，更赤裸裸地顯露出統治者的政治意圖，亦即向這批舊士推銷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新學」，並希望（要求）透過他們在各地域社會的影響力，進而推廣至整個臺灣社會。
此所謂的「新學」，即為前述自1895年領臺伊始設立的官立芝山巖學堂和國語傳習所、1896年設立的國語學校，以至1898年10月《公學校令》實施後，由各地鄉紳和住民所自行出錢出力而陸續興建以臺灣人學齡兒童為招收對象的公學校（國語傳習所的後身）等，這一連串從點到面逐漸普及臺灣各地的近代學校教育機關。
1897年，〈臺灣總督府報〉上所刊載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傳習所官制」。圖片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但是新學的推展並非一帆風順，且從一開始就面臨極大的挑戰。主要原因，除了公學校的設立所須經費乃是由當地住民負擔外，更重要的關鍵在於，前述民間傳統教育機關—書院和書房的存在。
1899年，也就是《公學校令》實施後的第二年，為了突破學生募集的難關，一位站在教育第一線的內地人國語學校教師甚至提出一套冠上漢族傳統科舉之名的「私案」，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所謂的「學位授予法」，希望讓國語教育能早日滲透到臺灣人的社會中。以下便是這位內地人教師的「私案」內容：
「我的所謂私案，並非想譁眾取寵以服人，而只是為了吸引臺灣人學習日本語，若能仿效清國科舉考試之法，頒授秀才舉人之名號（非學位），只要是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之人，皆授予此名號是也。」[6]
亦即提案將舊清國時代科舉取士的「秀才舉人」名號，授予新式學校教育的畢業生。儘管是缺乏實質（「非學位」）的名號授予法，作者提出此案的理由竟是「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像漢民族那樣認為以官為尊為貴的民族之故」。
不過實際上，是因為當時臺灣人認為即便接受學校教育，日後也不過擔任通譯這類「賤職」罷了，因此對於「視當官為榮」的臺灣人來說，到學校讀書乃缺乏實質利益的一件事。所以，這位內地人教師主張接受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教育的臺灣人畢業生，不能光只讓他們擔任通譯，還應當授予秀才、舉人的名號。最後，他更強烈呼籲當局「教育臺灣人非設相當於舊慣的秀才舉人法不可」。[7]
這裡所指稱「相當於舊慣的秀才舉人法」，原來即為臺灣社會傳統科舉制度下，透過書院、書房等傳統教育機關培育學者—官僚—「士」的教育方式，所謂「造士」之法。換言之，這項「私案」是企圖將臺灣鄉紳階層以科舉致仕的傳統思想移花接木，融入國語教育的推展，而把「造士」的舊慣奪胎換骨融入於近代學校教育之中，以藉此打破殖民地學校招生困難的僵局。
清代台灣士子讀書以科舉入仕為目標，書院和書房為民間教育的主流，圖為清代台灣書院的情景。圖片來源：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台北：常民文化，1999年。
雖然這項「私案」的建議最後沒有被採用，但是統治者利用臺灣人尊重士人的傳統，藉此推動新學以培育「新士」的意圖卻未曾打消，後來殖民政府所舉辦的揚文會，其目的可說與此「私案」的企圖相一致。甚且，殖民政府此時更已意識到，為了達到目的，首先必須排除傳統舊學教育機關的書房不可。
那麼在揚文會的場合上，殖民政府當局又是如何將漢族「造士」的傳統奪胎換骨呢？重新檢視揚文會當天召開的情形，便可窺知一二。
1900年3月15日，後藤新平在揚文會召開當天的演說中，把一半以上的內容都花在勸導舊士的各地鄉紳，應該以身作則廢棄書房教育，其說法如下：
「所謂揚文者。並非徒事虛文。乃發揚俗儒記誦詞章之習也。督憲閣下之意在普及日新之學。文明之德。期興期民之福利。欲解世人眩惑新故之教育不一。使悟其道為一理。方開此會。畢集高識諸君。苟諸君豁然冰釋。夫所有書房教學之徒。亦能靡然矯風異俗。而就日新之域者必矣。此實臺民將來胚胎福利之根源也。」[8]
即一開始便明確訓示舉辦揚文會的趣旨並非是要宣揚「虛文」，而是希望每位出席的鄉紳們能以身作則成為新學的典範，讓那些仍然從事書房教育的人能風行草偃，全力投入新學和文明的普及上。如此便得以讓新、舊教育都能一致推動新學和文明，這才是揚文會的真正目的；反之，若依舊從事學習「虛文」的舊學，已勢必無法替臺灣住民帶來利益。
在這樣的前提下，後藤新平進一步警告：「本島書房教育之方法。大不適時宜。並非養成國民。造就有用人才之道也」，直接當著全臺鄉紳代表面前，強烈呼籲書房教育的不合宜性。
清代磺溪書院，位在今台中縣大肚鄉磺溪村，建於1887年，到了日治時代改為大肚公學校。圖片來源：王啟宗，《台灣的書院》，台中：省政府新聞處。
在如此否定書房教育的強烈口吻後，演講的後半段，後藤新平面對遠從全臺各地來出席揚文會的鄉紳們明確指出，揚文會的目的乃在於「作新民」，並且將透過新學的教育機關達到「無不學之民」的目標，因此當場呼籲鄉紳們讓自己的子弟們都能來新學校入學就讀：
「現今所有國語學校師範學校公學校等。皆為培養人才之所。其中公學校者。即為國民普通教育之基礎。則益扶植。以冀他日全島各階〔應為街之誤〕庄社洽設不漏。以便來學者。使無不學之民。」
最後，為達成此一目的，後藤新平甚至放下身段，以誠懇的語氣寄望鄉紳們能全力協助：
「諸君素為本島先覺之士。為後進子弟之模範。今歸鄉之後。當襄贊本旨。益奏揚文之實務。以仰副督憲優待之美意。是余所厚望於諸君者也。」
上述所引用的演講內容雖然稍嫌繁複，卻只是當天演講內容的一小部分。儘管如此，已可明確傳達後藤新平抑或殖民政府盛大召開揚文會的政治意圖。其重點一語以括之，即藉由揚文會以斬斷傳統漢族「尚文」的根基—書房教育，而著眼於普及自日本帝國領臺以來，以伊澤修二等學務官僚為首所推動的國語教育所象徵的新學。
換言之，培養遂行日本帝國殖民統治所需人才的政策意圖，以揚文會的形式加以重新包裝，並且當面向這些來自臺灣社會各地具有代表性的鄉紳階層（尤其是仍開帳授徒從事書房教育者）諄諄訓誡，這不但是對鄉紳們的一項政治的警告，同時也是對臺灣社會的全面宣示。
揚文會結束後不久，臺灣總督府的御用新聞《臺灣日日新報》上，便陸續刊出各地鄉紳階層代表們對東道主臺灣總督的各類謝辭。當時臺灣各地的「總代」（主要代表者，即頭人）包括臺北縣總代李秉鈞、臺中縣總代莊士勳、臺南縣總代蔡國琳和宜蘭廳總代李望洋等人。
李望洋（1829—1903），字子觀，號靜齋。道光九年（1829）生於宜蘭頭圍。考取科舉後赴甘肅省任知縣、州判與知州，後回台掌宜蘭廳仰山書院山長。臺灣割讓與日本後，1896年聘為宜蘭支廳參事。
從這些謝辭當中，亦可以看出當時被統治者臺灣鄉紳們的期待，似乎與統治者的意圖（推廣新學）有不同處，主要是呼籲當局應廣開言路並登用舊士；不過，對於培養新式人才（「造士」）這點上則是相互一致。其中又以宜蘭廳總代李望洋的〈答揚文會謝辭〉所言，最為言簡意賅，即「嘗思國運肇興必先造士」，闡述登用士人與「造士」乃是當前不可或缺的。[9] 換句話說，培養「新士」—所謂「造士」的必要這點上，不管是統治者或是臺灣鄉紳階層，具有一致性。
從具體的事例來看，揚文會後不久，地域社會的鄉紳階層們便開始研擬設置揚文會，並研議如何接納「新士」入會的辦法。其中如臺北縣總代李秉鈞，便針對如何活化地域社會而與會員們商討訂定揚文會的組織和宗旨。對此，《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如下：
「揚文會光景已屢登報矣。茲聞是日亭午。李秉鈞為座首。蔡國林〔應為琳之誤〕為之副。商榷教事。第一曰此會宜永遠保持其法。每歲訂開一小會。三年即開一大會。若其會員不限以耆宿。凡國語學校卒業暨諸學校之新進。其善一藝者。俟地方會員推薦許為會員。而必要稟報總督。其他雖不領紳章者。有學識名望並高者。輒推以為會員。制定一徽章。交與各員以為標云（後略）。」[10]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該會的會員並不限於「耆宿」（即舊士），而將國語學校及當時各種學校的畢業生—「新進」之士亦納入其中。
如此作法並不能單純僅視為擴大會員的資格而已，更可看作是這些鄉紳階層希望他們的子弟—受過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的新進之士，日後能傳承家業，以確保在新政權統治下維繫宗族勢力於不墜的一種變通手段。換言之，從揚文會召開的意圖以及各地鄉紳階層的回應之間，可以看出雙方皆對於這批新學教育出身的「新士」有所期待。
於是透過揚文會的召開，殖民政府有效地獲得鄉紳階層們象徵上與具體上對日本殖民統治權力的承認和附和；同時另一方面，舊鄉紳階層亦藉此培養子弟為新學之士，使其成為日後維繫地域社會和宗族勢力的新生力軍。雙方各取所需，也讓新學之士與「青年」的誕生有了直接的互換性和社會基礎。
＊本文選自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之《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
殖民地青年是統治體制的協力者？或是反抗者？本書自臺灣總督府教化政策的特殊視角切入，呈現殖民地歷史中清流與濁流難以劃分的複雜面貌。
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意圖使臺灣人的子弟成為其殖民統治的協力者，賦予臺灣青年擔任「殖民地近代性」的仲介者角色，卻也同時孕育了反殖民的年輕力量。本書旨在探討日本統治下，殖民地臺灣長達半世紀的殖民政策，如何形塑一特權化「青年集團」，並藉由近代化的「青年」概念，闡明其與殖民地社會之間的互動和關聯。
「科舉造士」原是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為國舉才之傳統；為了培育殖民統治所需人才，殖民政府透過1896年設立的臺灣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將此傳統換骨奪胎，並移入近代國民國家的「青年」概念，作為殖民地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的先鋒部隊。此一「青年集團」的內涵，隨著臺灣社會情勢之演變而變化，全島自主性的「臺灣青年」與地域社會的「官製青年集團」，在傳統與近代、統治與被統治之間，亦呈現多重的面貌。
作者簡介：
陳文松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曾任教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東華大學，現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講授臺灣政治文化史、日治臺灣史、區域研究。其研究領域包括殖民政策史、地域社會，以及日常生活（娛樂）史。著有〈從「總理」到「區長」：與日本帝國「推拖頑抗」的武秀才洪玉麟――以洪玉麟文書（1896-1897）為論述中心〉、〈日治臺灣麻雀的流行、「流毒」及其對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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