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6日 星期三

流沙河:《白魚解字》(2013);我是一個失敗者 (2011);"自由,自由教育" 促使人才輩出《流沙河認字》

 流沙河《白魚解字》手稿本,北京:新星,2013

阿邦贈書(2017;謝謝)--他的朋友 流沙河的《白魚解字》,這本"原稿書"(手寫本)是不滿意兩岸(?)版本的《流沙河認字》(2011;約2013年FT (《金融時報》) 中文版有些轉載)中有許多錯誤,令他抱憾,---即使如此,在第二六五面仍夾一張"更正啟事"。

流沙河:我是一個失敗者

“我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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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_洪鵠成都報導 攝影_嚴路
流沙河
原名余勳坦,1931年生於四川成都金堂縣(今青白江城廂鎮)。幼習古文,後考入省立成都中學,轉習新文學。1947年以第一名成績考入四川大學農化系。建國後,歷任《川西農民報》編輯記者、四川文聯創作員、《星星》詩刊編輯。1957年,因“草木篇”詩案被打成右派, 1979年平反。80年代寫有詩作《理想》、《就是那隻蟋蟀》。所編詩選《台灣詩人十二家》引起轟動,成為將台灣詩介紹至大陸的第一人。近年陸續出版新作《流沙河認字》、《文字偵探》。
門開了,八十歲的流沙河作了個紳士欠身的動作,眨眨眼睛,示意請進。印著暗色條紋的棉質襯衫,配齊整的西裝短褲,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講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話形容:“像一條老豇豆懸搖在風裡”。他講一口地道的四川話,語速平緩,語調抑揚,彷彿一個天生的說書人,煞是好聽。
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熱。公寓裡沒有空調,一部小電扇從客廳一隅吃力地送著風。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襯衫鈕扣全部係好,似乎對高溫毫不覺察。說到激動處,他站起來,在客廳中來回地踱著步,開始背誦當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詩歌。
流沙河人生最劇烈的跌宕因詩而起。因為一組名為《草木篇》的小詩,流沙河成為全國最早的政治祭品,從此開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幾個月後,反右正式開始。全國又有不可計數的人因為與《草木篇》莫須有的株連而被打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劇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躍的詩歌圈子裡,年輕的詩人們對於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現得陌生—起碼,流露出了明顯的隔膜。流沙河告訴記者,自1989年開始,他已有二十餘年不曾寫詩。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寫詩的時間其實相當短暫。“除卻十幾、二十歲出頭時寫的那些不成樣子的詩,也就是1979年平反後,到1989年這十年間在寫。”
1979年,流沙河作為最後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終獲平反。重提詩筆,這一次,他勤懇、小心地寫了十年。
1989年之後,流沙河決意封筆,不再寫詩。他改作訓詁,說文解字,樂在其中。
流沙河假設過,如果人生重來,他還會不會選擇寫詩—當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四川大學農化系,“功課門門好,非常好,要是在農化系用功學出來,說不定就是又一個袁隆平嘍!”他用一口成都話笑著調侃,語帶驕傲。
又假如,當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車上,沒有手癢寫那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為一個詩人的人生,會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結論是,不會。
這個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時時傳來巨大的蟬鳴。而那些蟬鳴停頓的瞬間,一切顯得尤為安靜。在這間靜得彷彿能聽見杯中水聲的客廳裡,流沙河的講述越來越緩慢,他的川音逐漸不復初時的抑揚,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靜。
我們從來沒有學過Chinglish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時候,你報了農化系。那個時候你還沒有志在從文?
流沙河:其實不是。我高中的時候成績非常好,尤其化學好,所以報了農化系。但其實心理上早已經偏向文科了。我是16歲的時候讀了魯迅、茅盾、巴金他們以及蘇聯小說的,非常著迷,尤其是魯迅。然後就立下了寫作的志向,寫詩,寫雜文,發表在成都的報紙上。
報農化系,怎麼說呢,因為成績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學的。那是1949年初,整個氣氛都告訴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時候是熱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這個農化係啊,這個川大,感覺都是臨時的,是過渡時期的選擇。當時我們想的是,等新政權一建立,趕緊去幹想幹的事情,去為它做貢獻。川大我念了幾個月就離校了,趕著去報社工作—我其實都不是個大學畢業生。
但是我們那個成都中學—當時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學,就是現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當時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縣,從縣里考上來的。像我那樣16歲發表詩文什麼的啊,一點不稀奇。同學裡頭有才華的人很多,有人14歲就能寫很好的詩。
南都周刊:人才輩出,你覺得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當時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後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當時的成都中學為例,具體來說它是怎麼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記得校長有一年請葉青來學校講話,葉青是誰呢,他是當時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結果我們學生一起抵制他,校長也無可奈何。老師更不管學生這些事。當時的老師,對於學生的什麼操行等第啊,課堂紀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書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師啊,真好!非常有學問。上來沒有多餘的話,馬上就開講,語言準確,敘述清楚,相當吸引人,大家聽得如飢似渴。那時候老師受學生的尊重程度,現在你們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們班兩個男生打架,校長和教務主任勸不開,只好叫來代數老師。那位代數老師是個老頭子,氣管炎厲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爛爛,拿個教鞭就衝過來。結果兩個男生一看到他就嚇住了,動也不敢動了。你看看,校長、教務主任這些官員的威信,和老師不能比!現在還會是這樣嗎?
建國後我們的很多老師都去教大學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師何文錕,以前給美國人做翻譯,一口美語那叫好聽,給我們講莎士比亞、講小泉八雲,教我們背愛倫坡和華茲華斯的詩。這些不是課外的內容,高中課本就是這樣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們從來沒有學過Chinglish。
南都周刊:當時的語文和英語叫國文、英文,強調的不是語而是文吧。
流沙河:對的。我的小學和初中是在金堂縣念的,當時初中課本里有白話文,我的老師說,不用它,我自己給你們講。因為他覺得白話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實那個課本也是很好的,國民政府找了葉聖陶、顧頡剛這些大學者編的。那麼我們的老師教我們什麼呢?我們小學就學了《桃花源記》,當時我10歲多,就覺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稅,沒有戰爭,非常美好的一個社會。誰說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個時候種下的。再比如我們念王維的邊塞詩,那種雄渾壯美,就是最好的愛國教育嘛!愛國,是這樣教的,哪裡能夠硬塞。
南都周刊:國文到了高中學什麼?
流沙河:《莊子》、《孟子》、《荀子》,曾國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誦。古文的第一要義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會終生受益。你會用一輩子來消化它,一輩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讓一個人的內在氣質發生質的改變,包括人格上的改變。
南都周刊:會形成什麼樣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靈魂居住在你的頭腦裡,在觀察事物的時候,祖先的靈魂會指導你。真假、美醜、善惡,都有了文化上的取捨。這就是最成功的國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靈魂。不像現在,教你組詞,教你找錯別字,完全技術化,與古人脫節,與靈魂脫節,違反教育的藝術性,違反文化性,完全失敗。
南都周刊:你16歲對新文學產生興趣,當時怎麼看待魯迅和胡適?
流沙河:我那時候喜歡讀魯迅,不喜歡胡適。喜歡魯迅憤怒激烈,不喜歡胡適婆婆媽媽。當時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樣。
南都周刊:這個認識後來有過改變嗎?
流沙河:改變了,徹底改變了。四十年代後期,社會動盪不安,我們學生多次上街抗議國民政府。我後來想,如果魯迅先生在,他會站在隊伍後面說上“上去!”,而胡適會擋在隊伍前面,說你們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來,不是街上遊行、喊喊口號就能實現的,你們更要從自身做起。胡適會這樣說的。但是年輕人,他 ​​肯定願意聽魯迅讓大家去戰鬥的話。
只有一個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艱難,知道變化的艱難,知道維持一個正常社會的珍貴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經歷了那種可怕的瘋狂—他才會懂得胡適說的話。魯迅的方法,投合了人們心中暴戾憤怒的本能。而胡適開的藥方,雖然一時也治不了中國的病,但從長遠看來,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溫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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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在成都街頭,1993年。攝影_王學成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來,
我也是左派隊伍裡的一個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親作為國民黨留在大陸的基層幹部被槍決,這件事有沒有讓你認識到這種鬥爭哲學的殘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親是舊政權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當一個小官—縣兵役科科長,負責招兵的。雖然是個科級幹部,但是沒錢,我高中時還有過交不起學費最後要了我母親戒指的事。那時候基層幹部很窮的,不像現在,人人都想當公務員。
我1950年參加工作後就和我父親劃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黨的,絕對不是來投機的。那時候我在《川西日報》下面的《川西農村報》做記者,做我喜歡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賣力,我覺得工作是有意義的,我們正在改變中國。
我父親1951年被槍決,和許多舊政權的人一樣。當時我心裡……肯定是刀剮的,但我還是說服自己,革命應該就是這樣的吧,一定要經過​​血的洗禮,不然怎麼產生新世界呢?
對這種鬥爭哲學產生懷疑是後來。1956年,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惡,講蘇共怎麼殺人,怎麼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覺得有問題了,而且一定是理論層面都出了問題了。這種鬥爭哲學,這種專政,是不是必然會導致這樣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鬥別人。
南都周刊:批鬥誰?
流沙河:批胡風、俞平伯,1955年批胡風,我還是積極分子,批判他的“主觀戰鬥精神”,批得非常起勁。結果馬上我自己就惹禍了。
南都周刊:當時《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流沙河:這個詩其實根本不值得一提,作為詩,它是很差勁的。1956年夏天,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理論,我很受鼓舞,覺得創作的春天來了。在火車上就寫了這組詩,大意就是說革命者在積極革命的同時,也要保留個人的尊嚴、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1957年元旦《星星》創刊,是全國最早的官辦詩刊,《草木篇》就發在了上頭。結果1月份,川報就開始批了,說個人主義思想、在革命隊伍裡孤芳自賞這些,嚴重有問題。
當時反右還沒開始,事情報上去,被毛澤東知道了。2月份他談到《草木篇》,說有“政治思想問題”,中間用了什麼樣的句子呢?“我們在民主革命運動中,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殺父之仇、殺兄(弟)之仇的人,時候一到就會來個《草木篇》”—如何的嚴重!我的家底毛澤東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運動開始,《草木篇》關聯到的就不只是你一個人了。
流沙河:關聯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認識的人。後來直到“文革”結束我到外省出差,都會有人跑過來跟我說,你知不知道,當年因為你那個《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開始,突然不批了。我黨說要整風,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麼整呢,通過全體人民,首先是知識界,鼓勵大鳴大放。天天開會,人家不肯鳴放還開車拖人家來鳴放……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為《草木篇》說話了。川大一個教授叫張默生,當過江青的老師,說詩無達詁嘛,詩有多種解釋,從《詩經》就是如此,怎麼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國的意見都出來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兇的《文匯報》上也有文章為《草木篇》說話。
這些人後來都被打成右派了。張默生,大右派,當時就是他們用車拖去發言的。我呢,專案組來查我,說我是三個反革命集團的首領。那些為《草木篇》講過話的人,還有給我寫過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這三個集團裡的,都要一網打盡。
南都周刊:當時覺得荒誕嗎?
流沙河:覺得委屈,冤屈。後來有老同志跟我說,受委屈的你們不是第一批,當年在延安就有整風運動。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麼就受不得?心里相信會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開始就幻滅了。確切說是1965年,開始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我當時看到,嚇壞了,覺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這期間還寫過詩嗎?
流沙河:寫過,很長的兩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禍》,就是秦始皇的禍,就是焚書,有500多行。都燒掉了。一句也記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燒掉的?
流沙河:還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開始,我被打成右派,但還在省文聯上班—幹體力活。後來“文革”開始,我被趕到金堂縣,去鋸木廠鋸木頭。這個詩一開始我還不想燒,就放到我當時太太的一個鄉下親戚家。藏在哪兒呢?我們做了個小板凳,就把詩稿夾在木板裡。但很快“文革”開始抄家了,親戚因為知道嘛,心裡非常害怕,就燒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沒燒掉我就活不下來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沒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於亂世。
南都周刊:之後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沒有再寫詩?
流沙河:沒有寫。我在心裡作了九首,但絕對不敢拿筆記下來,就在心裡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結束,才把念得滾瓜爛熟的九首記了下來。後來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詩選》裡,叫《故園九詠》。
南都周刊:我記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說你當時以鋸木為生,“愛他鐵齒有情,養我一家四口;恨他鐵齒無情,啃我壯年時光”。
流沙河:是,啃我壯年時光。前兩句你記得嗎,“紙窗亮,負兒去工場”,當時我兒子六歲,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鋸木頭,小童工。我兒子一直對《草木篇》特別感興趣,到底是什麼樣的大毒草,讓他爸爸成了這麼一個大右派?結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這首詩,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麼膚淺、幼稚的幾句詩!
南都周刊:如果當時沒寫《草木篇》,你後來的命運會是怎樣,你想過嗎?
流沙河:想過。如果沒有寫《草木篇》,我大概連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來,我也是左派隊伍裡的一個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這樣?
流沙河:肯定是。因為在那個年紀,我寫的東西作為文學創作,根本什麼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愛好革命文學理論,弄得很透。蘇聯從十月革命開始建立的那套文藝理論,它的體係是異常完整的,很能自圓其說,我對它深信不疑。批胡風,我用的也是這套東西。倒是對毛澤東工農兵文藝理論我還沒那麼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條棍子,要拿那個東西去打別人的。但我現在回想起來,左派打手太危險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丟了。因為左派一旦捲進去,有了利益衝突,今天我紅起來,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撐到“文革”,那更會非常憤怒,去造反,去火燒,去把曾經打壓過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後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還不如早早當個右派,做重體力勞動,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識分子連保命的慾望都沒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們那一代自殺的多,我們這一代自殺的少。為什麼?因為他們接受的是舊社會的傳統文化,還要做gentleman,把尊嚴看得很重。而我們這一代呢,建國初期我們還年輕,都積極地參加批評自我批評,習慣了罵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來順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沒有其他選擇?
流沙河:絕無。
我的詩都是骨頭,沒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後,你作為詩人和《星星》詩刊一起復出了,還擔任過四川省作協副主席。
流沙河:我沒有去開會,他們選我的。我的性格經過反右、“文革”之後,是非常膽小怕事的,我當時考慮的是,要是運動再來,我要做好準備。他們選我當,我也沒辦法。掛了多年的名,就算我從來不去開會。
但我當時還是熱情的。八十年代一開始是非常有生機的,尤其在文學、在詩歌這一塊。
南都周刊:你編選的《台灣詩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歡迎。你當時是怎麼接觸到這些台灣詩的?
流沙河:其實在我編《十二家》前,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出過一套兩本《台灣詩選》。但這個書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它的選擇標準還是政治掛帥,裡頭都是罵國民黨的革命詩。我接觸到台灣詩是通過我的朋友劉濟昆,他是馬來西亞華僑,“文革”時在內地也被關監獄,後來去了香港做編輯,幫我發表一些舊詩,騙一點稿費。後來他跟我說,你應該看看台灣人的詩,比大陸強多了。從此就開始源源不斷給我寄,書啊,文摘啊,剪報。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幫我們轉交的。
當時我在《星星》開了個專欄,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紹一個台灣詩人。余光中、鄭愁予、洛夫、瘂弦……專欄寫了一整年,詩人就正好湊成“十二家”。後來出了書,很轟動,台灣詩的藝術性、美感,在大陸讀者當時看來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們後來在語文課本里讀到你的《就是那一隻蟋蟀》,詩前頭那句“台灣詩人Y先生說,在海外,夜裡聽到蟋蟀叫,就會以為是四川鄉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實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對對,我們都姓餘嘛,很多人問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們一直沒有見面,見面已經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話,是他寫給我的信裡的一句,多美啊,拿出來就可以作一首詩了。
南都周刊:因為《就是那一隻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詩人之一。你怎麼評價自己的詩?
流沙河:名聲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讀過余光中的詩後,我說算了算了,我不寫了,我怎麼寫也寫不出他們那樣的好詩來。我的致命傷我清楚,我這個人頭腦過分條理化,邏輯化,感性不足,好詩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沒有。所以我的詩都是骨頭,沒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寫詩了。
流沙河:是。不能迴避,也無法直面。我也不會寫,不寫了。包括詩歌的介紹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關於台灣詩的資料,有幾百本書吧,都送給了一個叫楊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興趣,之前經常住在我們家抄這些資料。他把這堆東西拖走的時候,拖了整整一個三輪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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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書是能教年輕人愛國的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個時候再一次開始讀《莊子》的。
流沙河:最早讀是初中,當然那時候小孩子,怎麼會懂。第二次讀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時。為什麼讀他呢?《莊子》這本書,是安慰一個失敗者的。我就是一個失敗者。我當了大右派,心態失衡,通過讀《莊子》,我讓自己學會想得通一點。
80年代末我身體極差,胃病,人非常瘦,內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覺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又一次開始看《莊子》,這一次是研究,比較它的不同版本。後來寫了《莊子現代版》,我知道我這個人之前寫的任何東西,都是留不下來的。通過《莊子》,也許若干年後某人寫歷史,寫到一個註釋,說這是引自流沙河《鋸齒囓痕錄》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這兩年你連續出了兩本“說文解字”的書—《流沙河認字》和《文字偵探》。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認字”的樂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當右派第四年。當時我人還在文聯,幹些體力活,還幫忙看一個舊書庫。那個書庫裡都是些“四舊”,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乾脆把床也架到書庫裡了。從那時起就天天研究,《說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種古文字。我一鑽進去就著迷了,偶然發現了某個字的真相—前人的幾十種解釋都搞錯了、我覺得我才是弄對了的時候,就高興得不得了,雖然我還戴著個右派的帽子。我記得有個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說:流沙河,你還鑽什麼甲骨文,連漢字馬上都要廢除了,改用拼音!你還是個右派,不要花精力到這裡面去了。
但我還是忍不住,像毒癮一樣,每認識一個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訓詁的工作九十年代就開始做。前年開始寫《流沙河認字》,從一二三講起,我希望能講得通俗易懂,結果書出來後我一個朋友跟我說實話,還是太深了,他們辦公室裡沒有人看得懂!謝謝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寫《文字偵探》時更加註意深入淺出和趣味性,這次我選的詞:男女、國家、人民……這些都是最常見的詞。取名《文字偵探》,因為我以前愛讀偵探小說,二來我覺得認字的過程抽絲剝繭,像偵破一樣,非常有趣,三當然也是騙大家來買書(笑)。
這次只講100個字。90%前人已經解釋好了,我只是從幾十種解釋中抽取我認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語言講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幾,我認為前人解釋錯了,提出了我的解釋,我覺得我是對的—這是個大海撈針的工作,這樣的字很少,但我已經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說哪個字呢?
流沙河:比如說君臣的臣字吧。歷來解釋這是一個人弓著腰說話。但我在甲骨文裡發現,這個字是一隻眼睛,臣是什麼,臣就是幫君王盯著、看著辦的人呀。當然這是很簡略的說法。
我覺得,我的書是能教年輕人愛國的。什麼是愛國?真正的愛國是愛你的土地,愛土地上的人民,愛你的文化,愛你的母語,愛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字。這兩本書香港已經出了,現在台灣也打算出繁體版。
南都周刊:當年介紹了那麼多台灣詩,你去過台灣嗎?
流沙河:八十年代輔仁大學曾經邀請我,當時我身體不好,沒有去成。之後也一直沒去成。但我很了解台灣。我沒去過台北故宮,但是裡面有什麼藏品、有些藏品在哪裡……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沒有什麼遺憾了,不一定要去過那些地方,我在書桌前,擁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牆上掛的這幅字:知還。《歸去來兮》裡的,鳥倦飛而知還。人要知道自己的來路,知道自己的底線,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夠了。你問我人生什麼最重要?我說啊,快樂。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輩人,很多因為各種偶然,把命丟了。我因為各種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們幸運,賺了後面這幾十年。能讀書,鑽研,研究自己喜歡的學問,這些就是我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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