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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孚
地名/山 廣東
羅孚宮博物館 巴黎
羅孚汽車公司 原英國Rover
羅孚 左派文人20世紀
1941年，羅孚在桂林讀完中學後參加《大公報》工作，抗戰歲月中輾轉到重慶《大公報》，1948年到香港《大公報》工作。40年代末，一批內地的作家、學者南下，曹聚仁、葉靈鳳、徐訐等人從此紮根香港，而共産黨員夏衍、聶紺弩在香港工作了幾年後又回到北京。 這些文化人都和羅孚有過深交。聶紺弩曾戲贈：“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羅孚。”羅孚為他編了《聶紺弩詩全編》。
羅孚：一個悲劇的存在 （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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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親羅孚》 |
讀羅海雷《我的父親羅孚》，他說這是「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我以為這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左派文人的悲劇宿命。
海雷是在一個大歷史背景上書寫「這一個」， 於是我們看到抗日戰爭時期民族救亡夾雜覑國共黨爭，看到當時桂林、重慶和五十到八十年代香港的政治文化景觀。作為「這一個」的羅孚從一個基於理想追隨中共 的愛國熱血青年，進而做出出色的新聞工作，成為中共在香港搞「統戰」的活躍人物，而正當成績突顯之際，卻完全意外地淪為「改革開放後第一宗中美間諜案」的 獨家主角，誘捕到北京判刑十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無數悲劇的重演，又有此時此案的特色。
這是從屈原時就已有之的「忠而見疑」的傳統 悲劇。君臣之間，天生便有隔膜，君主疑心生暗鬼，總是猜忌臣僕懷有貳心。現在沒有名義上的君臣，但上下級之間，層層約束，環環相扣，哪個環節發生阻滯，下 情不能上達，更不必說有人「挑撥離間」，搞小動作，都會造成或加深懷疑以至誤解。天真的人，以為自己一心為公，忠心耿耿，遵紀守法，馴順有加，不知道已陷 入「三人成虎」的怪圈。做了多少工作，有多少功勞都沒有用，要整你時就是要整你。
這又是古來士大夫「憂讒畏譏」的傳統悲劇。 這四個字是范仲淹寫在《岳陽樓記》裏的。當時的「讒」和「譏」，有不少還是當覑皇帝面對當事人的指責，不全是「密折」即小報告（或稱告密），然共同點是不 實之詞。不實之詞一旦蒙蔽上聰，後果可以致命。所從何來？有的是出於僵化的成見偏見，有的出於人性弱點的嫉妒之心，還有其他導致同僚間互相傾軋的因素，如 派系的、部門的利益驅使，都會令個別人成為犧牲。這也往往是做事越多，「問題」越多了。
這種種因人治而發生的負面人際關係，又由於 繼續訴諸人治而無法治環境和法律機制的調節，不可避免地釀成新的悲劇。毛澤東舞文弄墨，為胡風與友人間的信件寫按語，望文生義，加封詩人綠原為所謂中美合 作所特務。對此，當時公安部在兩三個月內就已查清，並無其事。但匯報到十人領導小組的組長陸定一（中宣部長）、羅瑞卿（公安部長）處，他們卻以毛澤東已有 批示為理由，不再上報澄清，要求所有人閉嘴，「（綠原）特務說」就一直沿襲下來。至於盛傳一時的大案，卻只秘密審判（即使形式上公開，也限制旁聽，且操控 程序，形同表演），不准請律師辯護，也不准本人自辯。凡此，都是中國法治狀況的現實，至今未獲根治。司法不獨立，聽命於黨委和長官意志，乃至某級領導人的 一個批示或只是口頭指示，都要堅守不渝。關人放人，罪名和刑期，總之決定當事人命運的，不是法治秩序，而是有權者的權力和某種政治需要罷了。
由子女出面的「平反」
這些悲劇的因素自古而然，再加上當下的兩個特定情況：
一是中共長期閉關鎖國，由革命警惕性發展為 畸形的防範戒備以至排外仇外心理，所謂「海（境）外關係」，曾使多少愛國歸僑、歸國留學生長期蒙冤，如「特嫌」等政治帽子不一而足，連十大元帥之一的彭德 懷，都因與蘇聯元帥級人物的一次閒談，而引來「裏通外國」的指控！至於把收音機和一般照相機視同間諜用品，則更加表明某些有權者的嚴重無知——無知而有 權，加倍的可怕！
二是涉及「統戰」工作，這是與情報工作相鄰 的敏感領域。在香港搞統戰，更可謂「出入華洋之界，徙倚敵我之間」，危險係數當然倍增。北京雖有保密法規，但長期秘密工作的傳統，導致保密擴大化的思想和 實踐，至今仍在持續。許多一般黨務和行政，尚且暗箱操作（直到最表層的，如中共中央所屬各部門，辦公樓門前都不設牌匾），何況所謂保密部門或單位，這就使 有關政務業務缺乏必要的監督，有了錯失難以及時糾正。
這些大小環境、內外條件加在一起，而羅孚正一度糾纏在漩渦的中心。在這個意義上，其陷身於罪也，幾乎是「難免」甚至必然的。
海雷把他父親走過的路，包括一步步走向被 捕、判刑和軟禁之路，用展示背景及所能找到的間接證據的方式，使我們得以逼近真相。雖然他引而不發，讓我們自己做出結論，但不懷偏見的人，尤其是經歷過毛 澤東時代的過來人，都有到處樹敵，人人自危，時時可成「反革命」的經驗（也就是巴金所說的「常識」吧）；都可以認為，這是大可彌補當局在法治程序中的缺失 或「留白」的了。如果確認這是一樁冤案，則有此一書，也可算是由子女出面代行的「自我平反」了。
超出個人傳記的價值
然而，我以為，海雷此書的意義不僅在於為乃 父辯誣，即「自我平反」，而在於他以羅孚「這一個」為中心，以從「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到被中共接管的《大公報》為主線，寫出了特定時期中國左派知識 分子的曲折道路，也寫出了中共在「白區」，特別是在香港「統戰」工作的冰山一角，這些都富有超出個人傳記的歷史價值。
中國左派文人，或說追隨中共的幾代知識分子，在羅孚身上照鑑了自己的命運。 可以叫作悲劇的命運。羅孚沒有經歷延安整風、審幹和「搶救」，也因身在香港而躲過了內地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但他終於也還是不能免於大陸知識分子（包括從 事保密性工作的黨員幹部在內）人人在劫難逃的一課，在他則是一九八二年由所謂「審查」開始的一劫——用劉少奇或其他正統中共黨人的話說，就是「黨內鬥爭的 考驗和鍛煉」吧。但這回的「考驗和鍛煉」鬧大了，是把「黨內鬥爭」擴大成「（中美）國際鬥爭」了。而對於羅孚，一經開始，就無所謂結束，不僅因為後來沒有 一個正式的了斷，生活中還有拂之不去的陰影；而且因為悲劇已經鑄成，那傷害是終身的，無法挽回的。
如何使這樣的悲劇不再在下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身上重演？
這還是個問題。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寫於北京。四十五年前的今天，在中央廣播事業局首次被指為「（梅益）黑幫」，遭到「紅八月」第一輪的肉體凌辱。
（作者寫作新詩、古體詩以及雜文，著有《邵燕祥詩集》、《別了，毛澤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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