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南方人物週刊刊登流沙河的專訪，文中說他在1950年代原是小露鋒芒的青年詩人，但因詩獲罪，被毛澤東4次點名為「大右派」。
流沙河當時被打入右派後，他曾掃廁所、拉糧食、種棉花；文革時被下放到鋸木工廠，還被抄家12次。
流沙河說，這些磨難歲月裡，正是古人的典籍救了他的命，「莊子」就幫助他面對世間的苦難。
到了晚年，儘管身體不佳，但只要是和推廣傳統文化、文字傳播有關的講座和活動，流沙河很少拒絕參加。
深研漢字的他曾說：「感謝古老的漢字，收容無家的遠行客。感謝奇妙的漢字，愉悅避世的夢中人。」（編輯：張淑伶/楊昇儒）1081123
流沙河《白魚解字》手稿本，北京：新星，2013
阿邦贈書(2017；謝謝)--他的朋友 流沙河的《白魚解字》，這本"原稿書"(手寫本)是不滿意兩岸(？)版本的《流沙河認字》(2011；約2013年FT (《金融時報》) 中文版有些轉載)中有許多錯誤，令他抱憾，---即使如此，在第二六五面仍夾一張"更正啟事"。
流沙河：我是一個失敗者
“我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記者_洪鵠成都報導 攝影_嚴路
流沙河
原名余勳坦，1931年生於四川成都金堂縣（今青白江城廂鎮）。幼習古文，後考入省立成都中學，轉習新文學。1947年以第一名成績考入四川大學農化系。建國後，歷任《川西農民報》編輯記者、四川文聯創作員、《星星》詩刊編輯。1957年，因“草木篇”詩案被打成右派， 1979年平反。80年代寫有詩作《理想》、《就是那隻蟋蟀》。所編詩選《台灣詩人十二家》引起轟動，成為將台灣詩介紹至大陸的第一人。近年陸續出版新作《流沙河認字》、《文字偵探》。
門開了，八十歲的流沙河作了個紳士欠身的動作，眨眨眼睛，示意請進。印著暗色條紋的棉質襯衫，配齊整的西裝短褲，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講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話形容：“像一條老豇豆懸搖在風裡”。他講一口地道的四川話，語速平緩，語調抑揚，彷彿一個天生的說書人，煞是好聽。
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熱。公寓裡沒有空調，一部小電扇從客廳一隅吃力地送著風。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襯衫鈕扣全部係好，似乎對高溫毫不覺察。說到激動處，他站起來，在客廳中來回地踱著步，開始背誦當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詩歌。
流沙河人生最劇烈的跌宕因詩而起。因為一組名為《草木篇》的小詩，流沙河成為全國最早的政治祭品，從此開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幾個月後，反右正式開始。全國又有不可計數的人因為與《草木篇》莫須有的株連而被打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劇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躍的詩歌圈子裡，年輕的詩人們對於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現得陌生—起碼，流露出了明顯的隔膜。流沙河告訴記者，自1989年開始，他已有二十餘年不曾寫詩。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寫詩的時間其實相當短暫。“除卻十幾、二十歲出頭時寫的那些不成樣子的詩，也就是1979年平反後，到1989年這十年間在寫。”
1979年，流沙河作為最後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終獲平反。重提詩筆，這一次，他勤懇、小心地寫了十年。
1989年之後，流沙河決意封筆，不再寫詩。他改作訓詁，說文解字，樂在其中。
流沙河假設過，如果人生重來，他還會不會選擇寫詩—當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四川大學農化系，“功課門門好，非常好，要是在農化系用功學出來，說不定就是又一個袁隆平嘍！”他用一口成都話笑著調侃，語帶驕傲。
又假如，當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車上，沒有手癢寫那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為一個詩人的人生，會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結論是，不會。
這個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時時傳來巨大的蟬鳴。而那些蟬鳴停頓的瞬間，一切顯得尤為安靜。在這間靜得彷彿能聽見杯中水聲的客廳裡，流沙河的講述越來越緩慢，他的川音逐漸不復初時的抑揚，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靜。
我們從來沒有學過Chinglish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時候，你報了農化系。那個時候你還沒有志在從文？
流沙河：其實不是。我高中的時候成績非常好，尤其化學好，所以報了農化系。但其實心理上早已經偏向文科了。我是16歲的時候讀了魯迅、茅盾、巴金他們以及蘇聯小說的，非常著迷，尤其是魯迅。然後就立下了寫作的志向，寫詩，寫雜文，發表在成都的報紙上。
報農化系，怎麼說呢，因為成績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學的。那是1949年初，整個氣氛都告訴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時候是熱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這個農化係啊，這個川大，感覺都是臨時的，是過渡時期的選擇。當時我們想的是，等新政權一建立，趕緊去幹想幹的事情，去為它做貢獻。川大我念了幾個月就離校了，趕著去報社工作—我其實都不是個大學畢業生。
但是我們那個成都中學—當時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學，就是現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當時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縣，從縣里考上來的。像我那樣16歲發表詩文什麼的啊，一點不稀奇。同學裡頭有才華的人很多，有人14歲就能寫很好的詩。
南都周刊：人才輩出，你覺得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當時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後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當時的成都中學為例，具體來說它是怎麼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記得校長有一年請葉青來學校講話，葉青是誰呢，他是當時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結果我們學生一起抵制他，校長也無可奈何。老師更不管學生這些事。當時的老師，對於學生的什麼操行等第啊，課堂紀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書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師啊，真好！非常有學問。上來沒有多餘的話，馬上就開講，語言準確，敘述清楚，相當吸引人，大家聽得如飢似渴。那時候老師受學生的尊重程度，現在你們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們班兩個男生打架，校長和教務主任勸不開，只好叫來代數老師。那位代數老師是個老頭子，氣管炎厲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爛爛，拿個教鞭就衝過來。結果兩個男生一看到他就嚇住了，動也不敢動了。你看看，校長、教務主任這些官員的威信，和老師不能比！現在還會是這樣嗎？
建國後我們的很多老師都去教大學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師何文錕，以前給美國人做翻譯，一口美語那叫好聽，給我們講莎士比亞、講小泉八雲，教我們背愛倫坡和華茲華斯的詩。這些不是課外的內容，高中課本就是這樣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們從來沒有學過Chinglish。
南都周刊：當時的語文和英語叫國文、英文，強調的不是語而是文吧。
流沙河：對的。我的小學和初中是在金堂縣念的，當時初中課本里有白話文，我的老師說，不用它，我自己給你們講。因為他覺得白話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實那個課本也是很好的，國民政府找了葉聖陶、顧頡剛這些大學者編的。那麼我們的老師教我們什麼呢？我們小學就學了《桃花源記》，當時我10歲多，就覺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稅，沒有戰爭，非常美好的一個社會。誰說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個時候種下的。再比如我們念王維的邊塞詩，那種雄渾壯美，就是最好的愛國教育嘛！愛國，是這樣教的，哪裡能夠硬塞。
南都周刊：國文到了高中學什麼？
流沙河：《莊子》、《孟子》、《荀子》，曾國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誦。古文的第一要義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會終生受益。你會用一輩子來消化它，一輩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讓一個人的內在氣質發生質的改變，包括人格上的改變。
南都周刊：會形成什麼樣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靈魂居住在你的頭腦裡，在觀察事物的時候，祖先的靈魂會指導你。真假、美醜、善惡，都有了文化上的取捨。這就是最成功的國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靈魂。不像現在，教你組詞，教你找錯別字，完全技術化，與古人脫節，與靈魂脫節，違反教育的藝術性，違反文化性，完全失敗。
南都周刊：你16歲對新文學產生興趣，當時怎麼看待魯迅和胡適？
流沙河：我那時候喜歡讀魯迅，不喜歡胡適。喜歡魯迅憤怒激烈，不喜歡胡適婆婆媽媽。當時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樣。
南都周刊：這個認識後來有過改變嗎？
流沙河：改變了，徹底改變了。四十年代後期，社會動盪不安，我們學生多次上街抗議國民政府。我後來想，如果魯迅先生在，他會站在隊伍後面說上“上去！”，而胡適會擋在隊伍前面，說你們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來，不是街上遊行、喊喊口號就能實現的，你們更要從自身做起。胡適會這樣說的。但是年輕人，他 肯定願意聽魯迅讓大家去戰鬥的話。
只有一個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艱難，知道變化的艱難，知道維持一個正常社會的珍貴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經歷了那種可怕的瘋狂—他才會懂得胡適說的話。魯迅的方法，投合了人們心中暴戾憤怒的本能。而胡適開的藥方，雖然一時也治不了中國的病，但從長遠看來，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溫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流沙河在成都街頭，1993年。攝影_王學成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來，
我也是左派隊伍裡的一個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親作為國民黨留在大陸的基層幹部被槍決，這件事有沒有讓你認識到這種鬥爭哲學的殘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親是舊政權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當一個小官—縣兵役科科長，負責招兵的。雖然是個科級幹部，但是沒錢，我高中時還有過交不起學費最後要了我母親戒指的事。那時候基層幹部很窮的，不像現在，人人都想當公務員。
我1950年參加工作後就和我父親劃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黨的，絕對不是來投機的。那時候我在《川西日報》下面的《川西農村報》做記者，做我喜歡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賣力，我覺得工作是有意義的，我們正在改變中國。
我父親1951年被槍決，和許多舊政權的人一樣。當時我心裡……肯定是刀剮的，但我還是說服自己，革命應該就是這樣的吧，一定要經過血的洗禮，不然怎麼產生新世界呢？
對這種鬥爭哲學產生懷疑是後來。1956年，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惡，講蘇共怎麼殺人，怎麼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覺得有問題了，而且一定是理論層面都出了問題了。這種鬥爭哲學，這種專政，是不是必然會導致這樣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鬥別人。
南都周刊：批鬥誰？
流沙河：批胡風、俞平伯，1955年批胡風，我還是積極分子，批判他的“主觀戰鬥精神”，批得非常起勁。結果馬上我自己就惹禍了。
南都周刊：當時《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流沙河：這個詩其實根本不值得一提，作為詩，它是很差勁的。1956年夏天，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理論，我很受鼓舞，覺得創作的春天來了。在火車上就寫了這組詩，大意就是說革命者在積極革命的同時，也要保留個人的尊嚴、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1957年元旦《星星》創刊，是全國最早的官辦詩刊，《草木篇》就發在了上頭。結果1月份，川報就開始批了，說個人主義思想、在革命隊伍裡孤芳自賞這些，嚴重有問題。
當時反右還沒開始，事情報上去，被毛澤東知道了。2月份他談到《草木篇》，說有“政治思想問題”，中間用了什麼樣的句子呢？“我們在民主革命運動中，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殺父之仇、殺兄(弟)之仇的人，時候一到就會來個《草木篇》”—如何的嚴重！我的家底毛澤東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運動開始，《草木篇》關聯到的就不只是你一個人了。
流沙河：關聯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認識的人。後來直到“文革”結束我到外省出差，都會有人跑過來跟我說，你知不知道，當年因為你那個《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開始，突然不批了。我黨說要整風，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麼整呢，通過全體人民，首先是知識界，鼓勵大鳴大放。天天開會，人家不肯鳴放還開車拖人家來鳴放……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為《草木篇》說話了。川大一個教授叫張默生，當過江青的老師，說詩無達詁嘛，詩有多種解釋，從《詩經》就是如此，怎麼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國的意見都出來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兇的《文匯報》上也有文章為《草木篇》說話。
這些人後來都被打成右派了。張默生，大右派，當時就是他們用車拖去發言的。我呢，專案組來查我，說我是三個反革命集團的首領。那些為《草木篇》講過話的人，還有給我寫過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這三個集團裡的，都要一網打盡。
南都周刊：當時覺得荒誕嗎？
流沙河：覺得委屈，冤屈。後來有老同志跟我說，受委屈的你們不是第一批，當年在延安就有整風運動。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麼就受不得？心里相信會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開始就幻滅了。確切說是1965年，開始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我當時看到，嚇壞了，覺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這期間還寫過詩嗎？
流沙河：寫過，很長的兩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禍》，就是秦始皇的禍，就是焚書，有500多行。都燒掉了。一句也記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燒掉的？
流沙河：還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開始，我被打成右派，但還在省文聯上班—幹體力活。後來“文革”開始，我被趕到金堂縣，去鋸木廠鋸木頭。這個詩一開始我還不想燒，就放到我當時太太的一個鄉下親戚家。藏在哪兒呢？我們做了個小板凳，就把詩稿夾在木板裡。但很快“文革”開始抄家了，親戚因為知道嘛，心裡非常害怕，就燒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沒燒掉我就活不下來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沒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於亂世。
南都周刊：之後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沒有再寫詩？
流沙河：沒有寫。我在心裡作了九首，但絕對不敢拿筆記下來，就在心裡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結束，才把念得滾瓜爛熟的九首記了下來。後來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詩選》裡，叫《故園九詠》。
南都周刊：我記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說你當時以鋸木為生，“愛他鐵齒有情，養我一家四口；恨他鐵齒無情，啃我壯年時光”。
流沙河：是，啃我壯年時光。前兩句你記得嗎，“紙窗亮，負兒去工場”，當時我兒子六歲，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鋸木頭，小童工。我兒子一直對《草木篇》特別感興趣，到底是什麼樣的大毒草，讓他爸爸成了這麼一個大右派？結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這首詩，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麼膚淺、幼稚的幾句詩！
南都周刊：如果當時沒寫《草木篇》，你後來的命運會是怎樣，你想過嗎？
流沙河：想過。如果沒有寫《草木篇》，我大概連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來，我也是左派隊伍裡的一個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這樣？
流沙河：肯定是。因為在那個年紀，我寫的東西作為文學創作，根本什麼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愛好革命文學理論，弄得很透。蘇聯從十月革命開始建立的那套文藝理論，它的體係是異常完整的，很能自圓其說，我對它深信不疑。批胡風，我用的也是這套東西。倒是對毛澤東工農兵文藝理論我還沒那麼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條棍子，要拿那個東西去打別人的。但我現在回想起來，左派打手太危險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丟了。因為左派一旦捲進去，有了利益衝突，今天我紅起來，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撐到“文革”，那更會非常憤怒，去造反，去火燒，去把曾經打壓過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後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還不如早早當個右派，做重體力勞動，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識分子連保命的慾望都沒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們那一代自殺的多，我們這一代自殺的少。為什麼？因為他們接受的是舊社會的傳統文化，還要做gentleman，把尊嚴看得很重。而我們這一代呢，建國初期我們還年輕，都積極地參加批評自我批評，習慣了罵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來順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沒有其他選擇？
流沙河：絕無。
我的詩都是骨頭，沒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後，你作為詩人和《星星》詩刊一起復出了，還擔任過四川省作協副主席。
流沙河：我沒有去開會，他們選我的。我的性格經過反右、“文革”之後，是非常膽小怕事的，我當時考慮的是，要是運動再來，我要做好準備。他們選我當，我也沒辦法。掛了多年的名，就算我從來不去開會。
但我當時還是熱情的。八十年代一開始是非常有生機的，尤其在文學、在詩歌這一塊。
南都周刊：你編選的《台灣詩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歡迎。你當時是怎麼接觸到這些台灣詩的？
流沙河：其實在我編《十二家》前，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出過一套兩本《台灣詩選》。但這個書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它的選擇標準還是政治掛帥，裡頭都是罵國民黨的革命詩。我接觸到台灣詩是通過我的朋友劉濟昆，他是馬來西亞華僑，“文革”時在內地也被關監獄，後來去了香港做編輯，幫我發表一些舊詩，騙一點稿費。後來他跟我說，你應該看看台灣人的詩，比大陸強多了。從此就開始源源不斷給我寄，書啊，文摘啊，剪報。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幫我們轉交的。
當時我在《星星》開了個專欄，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紹一個台灣詩人。余光中、鄭愁予、洛夫、瘂弦……專欄寫了一整年，詩人就正好湊成“十二家”。後來出了書，很轟動，台灣詩的藝術性、美感，在大陸讀者當時看來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們後來在語文課本里讀到你的《就是那一隻蟋蟀》，詩前頭那句“台灣詩人Y先生說，在海外，夜裡聽到蟋蟀叫，就會以為是四川鄉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實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對對，我們都姓餘嘛，很多人問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們一直沒有見面，見面已經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話，是他寫給我的信裡的一句，多美啊，拿出來就可以作一首詩了。
南都周刊：因為《就是那一隻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詩人之一。你怎麼評價自己的詩？
流沙河：名聲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讀過余光中的詩後，我說算了算了，我不寫了，我怎麼寫也寫不出他們那樣的好詩來。我的致命傷我清楚，我這個人頭腦過分條理化，邏輯化，感性不足，好詩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沒有。所以我的詩都是骨頭，沒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寫詩了。
流沙河：是。不能迴避，也無法直面。我也不會寫，不寫了。包括詩歌的介紹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關於台灣詩的資料，有幾百本書吧，都送給了一個叫楊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興趣，之前經常住在我們家抄這些資料。他把這堆東西拖走的時候，拖了整整一個三輪卡車。
我的書是能教年輕人愛國的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個時候再一次開始讀《莊子》的。
流沙河：最早讀是初中，當然那時候小孩子，怎麼會懂。第二次讀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時。為什麼讀他呢？《莊子》這本書，是安慰一個失敗者的。我就是一個失敗者。我當了大右派，心態失衡，通過讀《莊子》，我讓自己學會想得通一點。
80年代末我身體極差，胃病，人非常瘦，內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覺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又一次開始看《莊子》，這一次是研究，比較它的不同版本。後來寫了《莊子現代版》，我知道我這個人之前寫的任何東西，都是留不下來的。通過《莊子》，也許若干年後某人寫歷史，寫到一個註釋，說這是引自流沙河《鋸齒囓痕錄》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這兩年你連續出了兩本“說文解字”的書—《流沙河認字》和《文字偵探》。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認字”的樂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當右派第四年。當時我人還在文聯，幹些體力活，還幫忙看一個舊書庫。那個書庫裡都是些“四舊”，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乾脆把床也架到書庫裡了。從那時起就天天研究，《說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種古文字。我一鑽進去就著迷了，偶然發現了某個字的真相—前人的幾十種解釋都搞錯了、我覺得我才是弄對了的時候，就高興得不得了，雖然我還戴著個右派的帽子。我記得有個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說：流沙河，你還鑽什麼甲骨文，連漢字馬上都要廢除了，改用拼音！你還是個右派，不要花精力到這裡面去了。
但我還是忍不住，像毒癮一樣，每認識一個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訓詁的工作九十年代就開始做。前年開始寫《流沙河認字》，從一二三講起，我希望能講得通俗易懂，結果書出來後我一個朋友跟我說實話，還是太深了，他們辦公室裡沒有人看得懂！謝謝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寫《文字偵探》時更加註意深入淺出和趣味性，這次我選的詞：男女、國家、人民……這些都是最常見的詞。取名《文字偵探》，因為我以前愛讀偵探小說，二來我覺得認字的過程抽絲剝繭，像偵破一樣，非常有趣，三當然也是騙大家來買書（笑）。
這次只講100個字。90%前人已經解釋好了，我只是從幾十種解釋中抽取我認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語言講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幾，我認為前人解釋錯了，提出了我的解釋，我覺得我是對的—這是個大海撈針的工作，這樣的字很少，但我已經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說哪個字呢？
流沙河：比如說君臣的臣字吧。歷來解釋這是一個人弓著腰說話。但我在甲骨文裡發現，這個字是一隻眼睛，臣是什麼，臣就是幫君王盯著、看著辦的人呀。當然這是很簡略的說法。
我覺得，我的書是能教年輕人愛國的。什麼是愛國？真正的愛國是愛你的土地，愛土地上的人民，愛你的文化，愛你的母語，愛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字。這兩本書香港已經出了，現在台灣也打算出繁體版。
南都周刊：當年介紹了那麼多台灣詩，你去過台灣嗎？
流沙河：八十年代輔仁大學曾經邀請我，當時我身體不好，沒有去成。之後也一直沒去成。但我很了解台灣。我沒去過台北故宮，但是裡面有什麼藏品、有些藏品在哪裡……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沒有什麼遺憾了，不一定要去過那些地方，我在書桌前，擁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牆上掛的這幅字：知還。《歸去來兮》裡的，鳥倦飛而知還。人要知道自己的來路，知道自己的底線，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夠了。你問我人生什麼最重要？我說啊，快樂。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輩人，很多因為各種偶然，把命丟了。我因為各種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們幸運，賺了後面這幾十年。能讀書，鑽研，研究自己喜歡的學問，這些就是我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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