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7日 星期四

風義;寢門; 朱延豐突厥通考序


亦園兄千古:
同窗一甲子前,扶掖推挽,情誼手足;近來離睽,常在夢裡相見;
共事半世紀來,切磋砥礪,風義金石;不久再見,企待泉下長聚。
許倬雲拜輓



風義
  1. 對師友的情感道義。唐.李商隱〈哭劉蕡〉詩:「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寢門

  1. 內室的門。《儀禮.士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


《當年清華師弟》

    發佈日期:2002-05-31 


    【文章正文】


     19332月,陳寅恪先生受聘為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考試委員。這年秋季有邵循正、朱延豐兩名研究生畢業。陳先生力主只派邵循正一人出洋,形成會議決議。後來此事牽及系主任,傳聞不派朱延豐是系主任與之有意見,陳先生為此事于193418有致梅貽琦校長函:

月涵吾兄先生:
  執事朱君不派出洋事,當日教授會議時,弟首先發表宜只派邵君一人,廷黻先生時為主席,詢問大家意見,並無主張。迨弟發表意見後,全體贊同,無一異議。弟之主張絕不顧及其他關係,苟朱君可以使弟發生出洋必需之信念者,必已堅持力爭無疑也。至謂系主任與之有意見者,他教授並隨同系主任者,則不獨輕視他教授之人格,尤其輕視弟個人人格矣。總之,此次史學系議決只派邵君而不派朱君一事弟負最大最多之責任。此中情形經過如此,恕外間不明真相,特函陳述,如有來詢者,即求代為轉達,藉明真相而祛誤會為荷。敬叩日安。


  弟寅恪頓首一月八日(見劉桂生、歐陽軍喜《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補》)陳先生立身行事,秉公恤人,敢擔責任,堂堂正正,這樣的風範固然與他的學養道德有關,而同時也有賴於一個寬容講理尊重教授(清華傳統:導師崇高)的文化環境。這條件首先落實在一位民主而有水準的校長(如梅貽琦)身上。到了1957年,陳先生這種對弟子負責的風義就只能體現在勸導他們謹慎發言、少提意見等良苦用心方面了。
  1934222,校方就此事呈教育部文,其中有云:朱生論文導師陳寅恪教授,對於該系只應推薦邵循正一人,主張尤力。前經來函詳述經過情形。(引處同上)
  我檢閱《塞柳堂集·朱延豐突厥通考序》(朱延豐的畢業論文即為《突厥考》),發現了當年陳先生所持的理由之一:“寅恪語朱君曰,此文資料疑尚未備,論斷或猶可商”云云。可能還有別的理由,俟考。
  朱延豐當時還兼任歷史系助教,縱然如此,陳先生亦不徇情。1935年,朱終於赴英國留學,入牛津大學研究近代史,1937年獲碩士學位,再入法國巴黎大學,習歐洲史。1938年應德國波恩大學之聘,講授中國史二年。後應國立東北大學之聘,任專任教授。
  朱延豐當年對陳先生持何態度呢?陳先生評審其論文,覺得不成熟,“資料未備”。“論斷可商”之外,還有一條建議:“請俟十年增改之後,出以與世相見,則如率精銳之卒,摧陷敵陣,可無敵于中原矣。”(見上引《通考序》)既期望又鼓勵。朱延豐沒把陳先生不贊成自己出洋的事放在心上,而是恪遵師訓,潛心向學,磨劍十年,再以補正後之《通考》乞教求序。《通考序》謂:

  朱君不以鄙見(指上引意見)為不然,遂藏之篋中,隨時修正。迄於今日,忽已十年。值南海戰起,寅恪歸自香港,寄居雁山,朱君從三台東北大學以書來告曰,前所為突厥通考已詳悉補正,將刊佈於世,願得一言以為序引。

  陳先生那時四十出頭,處事循理,發抒個性絲毫不受阻遏,於人倫日用之中事事在在顯申正義,體現師道;此亦屬身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弟子亦恂恂然趨於正務於直,拙於巧詐,不存機心,一意潛學,以道立身;學子處此環境,有如吸納優質最佳“營養”,精神受惠,似若無形,如謂此關乎一生學問與做人,絕不言過。“文革”中整週一良先生最狠的是他歷史系的學生,鬥李達最慘的是李達自己的幾個研究生(七六老人伏天在烈日下罰跪,武漢號稱“火爐”)。陳先生不主張朱延豐出洋故事要是在五六十年代,俟“文革”一來,當事者不拿銅頭皮帶將陳先生抽死才怪哩!此理極單純,蓋後生者不逢時,所受的是“恨”的教育,則心靈乖戾,人性刁狠亦勢所必然矣。
  “弟之主張絕不顧及其他關係”,昔日尋常語,今日擲地作金石聲!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寫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 (《寒柳堂集》頁一六二至一六三)

朱 君延豐前肄業清華大學研究院時,成一論文,題曰突厥通考。寅恪語朱君曰,此文資料疑尚未備,論斷或猶可商,請俟十年增改之後,出以與世相見,則如率精銳之 卒,摧陷敵陣,可無敵於中原矣。該當日欲痛矯時俗輕易刊書之弊,雖或過慎,亦有所不顧也。朱君不以鄙見為不然,遂藏之篋中,隨時修正。迄於今日,忽已十 年。值南海戰起,寅恪歸自香港,寄居雁山,朱君從三台東北大學以書來告曰,前所為突厥通考已詳悉補正,將刊佈於世,愿得一言以為序引。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 隊隨人,而為牛後。年來自審所知,實限於禹域以內,故僅守老氏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外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於其間。轉思處身局外,如楚得臣所 謂馮軾而觀士戲者。是今日之不欲更置詞於是書之篇首而侈言得失,亦已明矣。雖然,曩以家世因緣,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緒論。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 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後來今文公羊之學,遞演為改制疑古,流風所被,與近四十年間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連繋。此稍習國聞之士所能知者 也。西北史地以較為樸學之故,似不及今文經學流被之深廣。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 往起于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振海之不可禦遏。然則朱君是書乃此日世局潮流中應有之作。從事補正,既歷十年之久,宜其不可 更遲刊行,以與世相見,而寅恪今雖如退院老僧,已不躬預擊鼓撞鐘,高唱伽陀之盛集,但以嘗與朱君初治西北民族史之時,一相關涉,終亦不得不勉徇其請,為置 一詞,以述是書遲延刊佈之所由也。龔自珍詩云,但開風氣不為師。寅恪之於西北史地之學,適同璱人之所志,因舉其句,為朱君誦之。兼藉以告竝世友朋之欲知近 日鄙狀者。
一九四二年歲次壬午三月一日陳寅恪書於桂林雁山別墅。

(原載一九四三年一月讀書通訊第伍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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