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義；寢門； 朱延豐突厥通考序

亦園兄千古：

同窗一甲子前，扶掖推挽，情誼手足；近來離睽，常在夢裡相見；

共事半世紀來，切磋砥礪，風義金石；不久再見，企待泉下長聚。

許倬雲拜輓

風義

1. 對師友的情感道義。唐．李商隱〈哭劉蕡〉詩：「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寢門

1. 內室的門。《儀禮．士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

《當年清華師弟》

    發佈日期：2002-05-31 

    【文章正文】

     1933年2月，陳寅恪先生受聘為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考試委員。這年秋季有邵循正、朱延豐兩名研究生畢業。陳先生力主只派邵循正一人出洋，形成會議決議。後來此事牽及系主任，傳聞不派朱延豐是系主任與之有意見，陳先生為此事于1934年1月8日有致梅貽琦校長函：

月涵吾兄先生：

　　執事朱君不派出洋事，當日教授會議時，弟首先發表宜只派邵君一人，廷黻先生時為主席，詢問大家意見，並無主張。迨弟發表意見後，全體贊同，無一異議。弟之主張絕不顧及其他關係，苟朱君可以使弟發生出洋必需之信念者，必已堅持力爭無疑也。至謂系主任與之有意見者，他教授並隨同系主任者，則不獨輕視他教授之人格，尤其輕視弟個人人格矣。總之，此次史學系議決只派邵君而不派朱君一事弟負最大最多之責任。此中情形經過如此，恕外間不明真相，特函陳述，如有來詢者，即求代為轉達，藉明真相而祛誤會為荷。敬叩日安。

　　弟寅恪頓首一月八日（見劉桂生、歐陽軍喜《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補》）陳先生立身行事，秉公恤人，敢擔責任，堂堂正正，這樣的風範固然與他的學養道德有關，而同時也有賴於一個寬容講理尊重教授（清華傳統：導師崇高）的文化環境。這條件首先落實在一位民主而有水準的校長（如梅貽琦）身上。到了1957年，陳先生這種對弟子負責的風義就只能體現在勸導他們謹慎發言、少提意見等良苦用心方面了。

　　1934年2月22日，校方就此事呈教育部文，其中有云：朱生論文導師陳寅恪教授，對於該系只應推薦邵循正一人，主張尤力。前經來函詳述經過情形。（引處同上）

　　我檢閱《塞柳堂集·朱延豐突厥通考序》（朱延豐的畢業論文即為《突厥考》），發現了當年陳先生所持的理由之一：“寅恪語朱君曰，此文資料疑尚未備，論斷或猶可商”云云。可能還有別的理由，俟考。

　　朱延豐當時還兼任歷史系助教，縱然如此，陳先生亦不徇情。1935年，朱終於赴英國留學，入牛津大學研究近代史，1937年獲碩士學位，再入法國巴黎大學，習歐洲史。1938年應德國波恩大學之聘，講授中國史二年。後應國立東北大學之聘，任專任教授。

　　朱延豐當年對陳先生持何態度呢？陳先生評審其論文，覺得不成熟，“資料未備”。“論斷可商”之外，還有一條建議：“請俟十年增改之後，出以與世相見，則如率精銳之卒，摧陷敵陣，可無敵于中原矣。”（見上引《通考序》）既期望又鼓勵。朱延豐沒把陳先生不贊成自己出洋的事放在心上，而是恪遵師訓，潛心向學，磨劍十年，再以補正後之《通考》乞教求序。《通考序》謂：

　　朱君不以鄙見（指上引意見）為不然，遂藏之篋中，隨時修正。迄於今日，忽已十年。值南海戰起，寅恪歸自香港，寄居雁山，朱君從三台東北大學以書來告曰，前所為突厥通考已詳悉補正，將刊佈於世，願得一言以為序引。

　　陳先生那時四十出頭，處事循理，發抒個性絲毫不受阻遏，於人倫日用之中事事在在顯申正義，體現師道；此亦屬身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弟子亦恂恂然趨於正務於直，拙於巧詐，不存機心，一意潛學，以道立身；學子處此環境，有如吸納優質最佳“營養”，精神受惠，似若無形，如謂此關乎一生學問與做人，絕不言過。“文革”中整週一良先生最狠的是他歷史系的學生，鬥李達最慘的是李達自己的幾個研究生（七六老人伏天在烈日下罰跪，武漢號稱“火爐”）。陳先生不主張朱延豐出洋故事要是在五六十年代，俟“文革”一來，當事者不拿銅頭皮帶將陳先生抽死才怪哩！此理極單純，蓋後生者不逢時，所受的是“恨”的教育，則心靈乖戾，人性刁狠亦勢所必然矣。

　　“弟之主張絕不顧及其他關係”，昔日尋常語，今日擲地作金石聲！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寫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 （《寒柳堂集》頁一六二至一六三）

朱 君延豐前肄業清華大學研究院時，成一論文，題曰突厥通考。寅恪語朱君曰，此文資料疑尚未備，論斷或猶可商，請俟十年增改之後，出以與世相見，則如率精銳之 卒，摧陷敵陣，可無敵於中原矣。該當日欲痛矯時俗輕易刊書之弊，雖或過慎，亦有所不顧也。朱君不以鄙見為不然，遂藏之篋中，隨時修正。迄於今日，忽已十 年。值南海戰起，寅恪歸自香港，寄居雁山，朱君從三台東北大學以書來告曰，前所為突厥通考已詳悉補正，將刊佈於世，愿得一言以為序引。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 隊隨人，而為牛後。年來自審所知，實限於禹域以內，故僅守老氏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外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於其間。轉思處身局外，如楚得臣所 謂馮軾而觀士戲者。是今日之不欲更置詞於是書之篇首而侈言得失，亦已明矣。雖然，曩以家世因緣，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緒論。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 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後來今文公羊之學，遞演為改制疑古，流風所被，與近四十年間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連繋。此稍習國聞之士所能知者 也。西北史地以較為樸學之故，似不及今文經學流被之深廣。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 往起于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振海之不可禦遏。然則朱君是書乃此日世局潮流中應有之作。從事補正，既歷十年之久，宜其不可 更遲刊行，以與世相見，而寅恪今雖如退院老僧，已不躬預擊鼓撞鐘，高唱伽陀之盛集，但以嘗與朱君初治西北民族史之時，一相關涉，終亦不得不勉徇其請，為置 一詞，以述是書遲延刊佈之所由也。龔自珍詩云，但開風氣不為師。寅恪之於西北史地之學，適同璱人之所志，因舉其句，為朱君誦之。兼藉以告竝世友朋之欲知近 日鄙狀者。
一九四二年歲次壬午三月一日陳寅恪書於桂林雁山別墅。

（原載一九四三年一月讀書通訊第伍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