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代初期,周作人曾經寫作了一組談漢字的文章《十山筆談》.這篇手稿被他保存了十餘年,未曾發表過.周作人病逝前,他將手稿贈送給曾經關照過他的王益知....
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 1980年初,王益知委託香港友人把周作人的遺作《十山筆談》寄給我,我感到頗具深意,遂寫了一段按語,交新加坡南洋商報發表.
屈指一算,這篇文章距寫作時間半世紀,發表亦已近20年了.
作者： 周穎南：刊名： 魯迅研究月刊PKU CSSCI 英文刊名：英文刊名：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年，卷(期)： 2003 (3) 2003 (3)
一筆談的意思
近來想寫幾篇小文章,不一定相連,卻也並不一定不相連,因此要給他取一個總名,這叫作什麼好呢?講到內容,那大概總有既定的範圍,即是我們的這偉大的祖國。可是說起來的時候,那就可以拉扯開去,剛在講中國的文字,下回就會說起吃飯用筷子來,要用一個題目來包括在裡邊,實在有點不大容易。新的書名想不要,便想到舊的方面,這裡自然更少可用的材料了,但是偶然的記起宋朝以後常用的什麼筆談,覺得這倒是似乎可以使得的一個名字。從《夢溪筆談》下來那些所謂筆談,本來也只是筆記的別稱,全是雜錄的性質,而且沒有什麼明顯的對象,在千百年後的我們固然也可以看,可是作者原是自說自話,目的並不是對著我們說的。我的意思卻是看中了筆談這兩個字,筆記這名字便沒有什麼意思,而且假如說偶談或是叢談,也都不成,因為這裡是兩個字連在一起才有意義的。為什麼呢?因為,簡單的一句話,我所寫的文章在內容上不容易用一個名稱包括,但目的原只有一個,就是同讀者諸位談談,因為中間地隔千百里,天南地北,即使現在有了無線電,聲音可以傳達,可是我們的藍青官話也使用不得,還是憑了這一枝禿筆,寫出來印在紙上,更為可靠,這樣說來正是十足道地的筆談,那麼這個總題目也可算是適合的了。
二談漢字
平常寫信稱作“如面談”,一般寫文章發表在報紙上,都可以算作筆談,不過這裡我想只是狹義的應用於我們自己,至少在外國是不能適用的。因為在我們中國這筆談有一種特殊性,如從反面的來說明最容易明白便是,這並不像別的外國文,先要彼此懂得這話語,隨後讀文聽音,可以明了裡邊的意思,卻是使得方言各別對面說話,讀出一個字的音來不能相通的人,看了文字能夠懂得,這在世界上可以說是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它的特別的地方只是在於使用漢字。這實在只是中國文字罷了,但是習慣上這麼叫,所以現在也就沿用著稱。我想這大概是清朝末年的新名詞之一,是從日本傳來的吧,日本古代借用中國字,後來利用字的偏旁造了一套字母,稱中國字曰真名,意思即是本字,字母則稱為假名,到了明治維新以後仍將真名改稱漢字,與漢文相對。我們自己用這名稱未免有點不合適,但是一時無法改正,也就只好隨俗便了。 我現在便想來略談漢字的特色。關於這漢字,種種好壞不同的說法可就多了,我自己來回想一下,最初在民國以前是複古思想的,覺得現今的漢字用楷書還不夠古,不能回復到篆書那裡去,至少也應該依照篆字來訂正筆劃,寫那一種所謂“說文體”的字才對。五四以後大家批評古文,連及漢字,有人主張廢除漢字,要改用拼音,我那時雖然覺得中國沒有統一的國語,要改用拼音字必須從統一國語做起,等到人民都能說這標準國語了,那時才可辦得,便是只認為廢漢字用拼音有條件,對於漢字的不好卻是意見一致的。近來二十年經驗加多了,反覆的思想過,改用新文字仍舊感覺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對於漢字從新認出它的價值,這回卻與以前只從感情上出發的不同,乃是以事實為根據,即是政治與歷史。現在我覺得中國人至今使用著漢字,對於別國固然不必以為世上獨一無二,自誇自大,但在我們自己這實在是一個幸運,便是碰著好運氣,而且也有幸福。文字是給本國人用的東西,如果這給與我們自己以運氣與幸福,那豈不是夠好了麼?
三漢字不難學
我們首先來客觀的看一下漢字吧。客觀的,便是我們暫離了中國人的立場,把本國的文化和政治都擱在一旁,努力去從西洋人的觀點來看,那麼這漢字的東西的確有點古怪,不合理,也很難學。這個批評,由外國人來說是很對的。他們的文字都是拼音的,二三十個一套的字母,學會了便讀得出字音來,也都寫得出來,這是多麼簡單省力的事情。中國字則是一個個的方塊字,從字面上看不出讀音,要另外去記,筆劃多少不定,有一畫至三十畫以上,橫直歪斜,各不相同,至於直寫左行,那還是小節了。埃及文字說是像形,實在還是用那像形的字來標音,結果也是拼音文字,與中國是迥不相同的。西洋人根據了他們自己的經驗看見這一種希奇文字感覺頭痛,原是難怪的事,有如覺得黃面孔黑頭髮不好看一樣。不過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經驗,不能同外國人一樣的看法,這裡我們應當以中國人的立場,主觀的來看才對。所謂主觀,並不是說感情用事的從什麼定見上出發,乃是說把中國文字與中國人生活聯繫著來說罷了。我這里首先只說,漢字難學乃是外國人的說法,這在他們是不假的,但是在我們中國人這漢字並不難學,因為這是本國的文字。平常一個人學外國文,須得從三方面著力,一是形,二是聲,三是義。西洋人學漢字,眼看著那麼奇怪複雜的方塊字,耳聽著憑空出來的單音,心裡記它的意思?這工作十分繁重。若是在中國人,他平常說的是從母親懷中學來的中國話,一個字的音與義原是熟悉的,馀下來的只是一件事,即是認字形,這工作已經只剩三分之一了。說中國人天分上特別有容易認識漢字的才能,似乎太唯心一點,我也並不這麼想,但是住在這使用漢字的社會環境裡,可能給與他們一種認識的便利,這一層卻也不算重要,我們還當去從別處找尋證據。中國近來國內舉行掃除文盲運動,大舉的推廣速成識字法,這個成績報紙上大旨已有報導,不必贅說,我所要說的,只是成年失學的老百姓都記得住漢字,這便因為他們學的是本國話本國文,在這上面比起外國的學者有一日之長,所以學者所公認為很難的文字在老百姓卻並不覺得難了。
四漢字不難寫
據那些實際從事於速成識字法的人們的話,老百姓識字所感覺困難的一點是字形與字音聯結不起來,這里便須得利用以前的那一套注音符號。在老百姓中間這套符號被叫作“拐棍”,這名稱起得很有點幽默,也是很有意味。有如腿腳不大靈便的人,走路覺得為難,拿著一根拐棍,有了靠傍,便可以走得路了。可是老百姓中間另外還有一句口號,叫作“丟拐棍”,這就是更有意味的事。拿了拐棍能夠走路之後,還得要自己獨自走得路才成,所以到了一個時期,又須得把拐棍放下,這裡即是認識了漢字之後,設法逐漸擺脫附屬的注音符號,要單獨的一看漢字就認識它,記得它的音義。我在這事情上看出了中國人民對於漢字的感情,覺得非常可以尊重,也很有意義。我曾經聽說什麼地方有人把羅馬字拼音教給民眾,大家卻不喜歡接受,他們說要認識真的文字,可以使用的,這固然因為社會上使用著漢字,別的寫法不能通行,實際上也覺得祖先傳下來的才是本字。我們又常看到兩人問詢姓氏,有些近似的字例如走肖趙,曲日曹,口天吳,古月胡,耳東陳,耳奠鄭之類,必須斤斤辯明,如無可說的便要用了指頭在手心寫起字來。同音的字在姓氏裡我想最多的要算四聲俱備的黎李厲栗了吧,此外也還有姓理利勵酈的,本來有些姓字多沒有解說,似乎不值得那麼分別,可是大家都不肯隨便混合,你要說是落後的舊俗也罷,但總之給他簡單的用字母拼寫作“ ㄌ ㄧ ”,那是不能滿意的。從速成識字法的經驗報告上,我得到的第二點證明,是漢字並不難寫。據說老百姓寫字不怕筆劃多,只要平正,這總有辦法寫,例如轟字,這在我們從小寫方塊字的人看來也還覺得有點麻煩,但是因為那裡只有一直一橫,又是重複的寫三個車字,老百姓覺得倒還好寫,雖然寫得肥大點,難寫的倒是筆劃少而不平正,不規律的左右歪斜,如必乃戈等字,寫起來比轟字要煩難得多了。我聽了這話,當時真是如開茅塞,原來我們在書房裡的想像完全不合實際,不去向老百姓請教,卻是關了門地唱高調,這即使不是無益有損,也總之是無一是處。我因此感覺到生薑省寫作生薑,這在天天開藥方的醫生或是必要,若是一般人民偶然寫到,還是薑字平正好寫,而且新疆的地名與萬壽無疆的文句也還要用,所以認識這生薑的本字可以不算浪費,而且也是有用的吧。
五漢字的功績
關於漢字的不難學,不難寫,都是根據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經驗來說,所以確實是不成問題的,不過這些近於辯論的話,說多了也怕有點煩厭,雖然還有些別的論據,現在且從略,只來一說在政治上的漢字的價值吧。我說政治上,實際也就是在歷史上漢字有過什麼有政治意義的作用罷了。我們從直的時間上來看,從五代時,即公元十世紀起,直至明初即十四世紀後半止,華北地方失陷,經遼金元的統治,有四百年之久,可是到了明朝收復中國,永樂建都北京,一點都並無隔閡,顯得仍是整個的中國的一部分。再從橫的空間上來看,在那麼廣闊的地面上住著的人民方言複雜,相差很遠,如用歐洲來作比較,南北閩粵的不同,大概要過於英德荷蘭,或意大利西班牙吧,可是儘管對面不能談話,卻始終沒有分化,而且結合成功一大民族,逐漸更加密合,這在我們自己並不覺得什麼奇異,但在世界上和別國相比,總是非常特別的事。中國民族與文化上有什麼特點我們不知道不好隨便說,但總之語言文字上能夠保持統一,實現古人所理想的“書同文”,這的確是一種重大力量,而作為工具的漢字便很有功勞的了。漢字為什麼有這種保持民族統一的力量呢?簡單的一句話,這便因為它不是拼音的,假如中國用的是拼音字,那麼國內各系方言都照語音拼寫,早已分成幾十種的小國語,即使中國民族不願意分立,不像歐洲的建立許多小國,總之這在政治上是很大的損失了。漢字不是拼音字,可是也並不純是像形,它的極大多數還都是形聲字,即是左邊偏旁部分屬於意義(也有些在上下或右邊的),右邊屬於聲音。它在這裡有兩重矛盾的好處,其一這如速成識字法指出過,從同一的聲的字,有一連串的字往往可以一看便懂,例如從文字化出來的蚊是蚊蟲,墳是墳墓,汶是水名,紋是花紋等,算不得是全生的生字,可是其二這些字在字典上雖有標準的讀音,向來各地可以自由去讀,與方言配合了一樣可以使用。這個用處很大,漢字的所以那麼久遠的廣闊的使用,我想與這事很有關係。我們舉例來說吧。在外國,德國叫狗為弘特,英國為杭特,本來是同一個字,但既然用字母拼得有點不同,讀音也各別了,雖然在語言學家還可以認為同一字,但一般便都不能那麼理解了。中國的狗字在北方話區域當然讀音準確,拿到別地方去有的讀若九,有的讀若稿,或者讀的更為奇怪也無不可,反正狗字都知道是指那東西就是了。這個辦法有點古怪不合理,與那方塊的字相像,但是這卻解決了一個大難題,有如在方言的河流上面架了一座浮橋,隨著水的波動上下,同時也讓人馬渡了過去。漢字的有些矛盾也就是它的彈性,這在過去現在都給與我們不小的恩惠,我們是永不該忘記的。
六漢字與英文 上邊所說是漢字所給與中國的特殊的好處,這也並不是古代造字的人(姑且那麼的說)有意的這樣辦,大概由於語言性質和民族心理的關係,先來象形,轉而指事會意,以至形聲,造成一套特別的字,過去是那麼有用,現在也是一樣,只是責任更大了。中國現在須要國語統一,就是各人於說本地方言之外,必須懂得全國一致的國語,這裡註音符號與漢字的用處便很重大。現今通行的普通話還很貧弱,語體文也多生硬,可是它的作用已經不小,我們就遇見過好些實例。在民國二十年以前,我還在燕京大學教書的時候,時常見到新來的學生,問他的籍貫多是廣東,這回升學才到北京來的,以前不曾出過門,可是說得清楚的國語。問他在廣東怎麼學會說國語的呢?他只看語體文,照著國語的發音一個個的讀去,不久就可以學說了,不過稍為慢一點。語體文是新興的,它的背後卻還有漫長的一串舊小說,所以有這力量。話又說了回來,國語可以這樣的推廣,它卻是離不了漢字,因為中國五方的聲調不同,囫圇聽去大致可以了解,反正末了不清楚時可以手心裡來畫字,若是單用精密的拼音字來寫了出來,那時便要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中國要國語統一,完全為的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文化與思想可以流通,因了交通發展,南山北海的人聚會一處,便於交談,這是關於實利的問題,只要這事能夠辦到,別的學問上的空論都在其次,沒有什麼關係了。只了解“曲折語”的西洋學者儘管對於中國文字下什麼判斷,說不進步也罷,不合理也罷,只要在我們自己能夠使用,並不難學,也不難寫,過去現在給我們許多幫助,就夠好了,還有什麼必要改用羅馬字拼音呢? 現今世界上各國所用文字的確多用拉丁字母了,可是在這種事情上面是不能用多數決的。拉丁字母本來也是從希臘字母改變來的,可是現今斯拉夫語系的各國,除波蘭捷克之外,還都使用著希臘統系的字母,不曾改變,而且便是用拉丁字母的英國,讀音很不統一,寫了伊字讀作挨,寫了奧字讀作伊,可是也不肯照著發音去改拼,還是那麼固執的用著。看了一個字,雖然知道它的意思,卻是讀不出音來,要去查字典才明白的,世界上除中國字外只有英文了。可是他們的固執不改,在我想也正是對的,愛惜祖國的文化遺產是其一,其次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慎重處理關於文化的改革,這也是重要的一點。文化上的改革須以不改有大害,或改了有大利為條件,文字拼音的問題在文化只捏在少數特權階級手裡的時代,怎麼變更都還不難,等到廣大民間得著了文化,這就不好辦了,再說費盡力量去改了,其好處又何在?美國沒有英國那麼的文化遺產,實在也只削去一兩個如“雖然”等字的無音的尾巴,但在英國卻還是不承認,只看作美國佬的一種土氣罷了。
七客店的對聯
我這時候連帶的想起書中所記的兩件故事來。第一件是關於朱舜水的。他是明末的一個學者,明朝亡了以後他不肯投降滿清逃往日本,水戶的諸侯德川光國招待他,後來就老死在那裡,日本人從他求學的很多,在學術上成了所謂水戶學派。我所記得的是日本原公道在《先哲叢談》中所記,說舜水住日本久了,能夠說日本話,可是到了病重的時候,卻又說起他的方言,即是浙江的餘姚話,看病的弟子們都不能了解了。第二件的故事是在清初的劉繼莊所著的《廣陽雜記》裡,原文云:“大兄云,滿洲擄去漢人女子,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即是滿人)無別,至老年鄉音漸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一云。予謂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這兩件事都痛切的告訴我們,語言有多麼深厚的根本,文字也是如此,古人所謂葉落歸根,正是經驗很深的話。我們中國人一般有守舊的批評,平常有勇氣冒險出外謀生,可是在外鄉以至外國,卻又是保守故鄉的習俗,受到周圍的非笑也不顧惜。平心說起來,除了迷信或封建的舊習之外,大抵這保守可以說是對的,因為愛重祖國的根苗就從這里長發出來,結成很好的果實。現在暫不要拉扯開去,還是只就上文說著的文字來講吧。我們在這裡也曾經被人譏笑為文字之國,雖然朝鮮日本安南也用漢字,卻只有中國,不論城鄉大小戶人家,到處都是文字。我們舉一個極端的例,清初裘君弘在他的筆記中記著山東一帶客店的門對,其一云,“包如玉兔盤中坐,面似銀龍碗內游”。這副對聯在讀書人看來自然覺得可笑,但這總可以證明中國老百姓多麼愛弄文字,這風俗多麼普遍,問題只是文化程度低,不能理解較高的趣味,只要民間文化增高,這問題便可解決了。又如夏天手裡一把摺扇,一面總有字,即使是禿筆寫的千家詩也罷,若是芭蕉扇即蒲葵扇也有人用煙薰出黑底白字,說什麼“清風徐來”,至於草笠上邊寫“白雲一片”,或是“蓋此身發”,或者是囑託教書先生所寫的,總之都表示出老百姓的愛好,那是無疑的了。這類事情,大家在某一時期也曾經指摘非難過,有如五四以後這二三十年裡,中國正在革命奮鬥中,懷舊思古之情要妨礙前進,所以是有害的。到得國事底定,要緊的是在建設,第一是為國家與人民盡力,那麼這些舊的懷念與愛好便都無妨了,這不但是人情之常,而且出於自然,有如說話裡的到老去不掉土音,正與黃面孔黑頭髮一樣,無法改變,任其自然發達,倒是很對的,新年在門口貼紅紙對聯,於今大可以貼得,因為現今已經不是以前的時代了。
八真草隸篆
中國人愛好文字,這與中國文字本身也有很大的關係。各國文字都有一種“書法”,就是手寫得好看,但是要講清楚,總比不上打字機打出來的,講花樣多也不及“花字”,他實在只是學堂裡的習字罷了,無論怎麼寫得好,也不能拿來配油畫,掛在牆壁上。可以那麼的掛,如上文所說去貼在門口柱子上的,遍天下只有中國字,在國家衰弱時被人笑話,現在卻可以認作一種奇蹟了。世間只有這種文字可以有種種寫法,寫起來好看,有變化。大家都知道字有真草隸篆四種,這是通俗的說法,要說得更正確一點該是三樣,一篆字,二隸字,正楷字附在內,三是草字。中國最古的文字,現在所知道的有甲骨文與鍾鼎文,是殷周時代的字,大抵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內,因為是刻在龜甲牛骨上,鐘鼎銅器裡的,所以如此稱呼。秦始皇時統一中國,集合歷來各地通用文字,整理一下,普通說是李斯的工作,就是那通稱篆字的小篆,同時由程邈把他加以簡易化,以便公文上書寫,大致是將原來的圓筆勢改得方正些,這就成為隸字了。隸是胥隸,即是官衙里的書吏,因為他們文化不高,不大會寫篆字,所以給他們改得簡單點,這卻很合於民眾的要求,到了漢朝差不多那些碑文都已用隸字書寫,只剩了碑頭要顯得堂皇一點,才還用的是篆字。在甘肅敦煌地方發見的漢朝文書,用的是木簡和紙,寫的是隸字,有的也就是楷字了,因為這原是從隸書變來,不過又改得輕便些罷了。後漢章帝時,公元一世紀後半,創始一種從隸字出來的草書,名稱“章草”,後人或者說起源還要早一百年,是前漢末編那《急就章》的史遊所作,總之,在漢朝很通行,到了晉朝,又從真書(正楷)出發,另成功為草書,最有名的是王羲之,至今差不多被當作書家的代表。篆隸比較難寫,草書卻又變得太簡單了,結果不但難認,又有點難寫,所以傳說有“匆匆不及草書”的笑話,因為中國一個個方塊字各字固然有規定的草寫法,可是把好幾個字集合成為一句的時候,寫時必須上下都打算安排好了,這才可以一筆揮灑下去,假如立等要寫回信,便沒法子這樣辦,雖然用心寫出來,作為一張條幅去看,倒是很有意思的。因此之故,中國字在實用上只剩了楷字,雖是手寫,卻可以清楚賽得過打字機,此外是楷七八分,草二三分的“行書”,一般使用極為方便,至於篆隸章草以及“十七帖”派的草書,社會上差不多已不通用,但是也並不就此銷聲匿跡,它們在特殊狀況下還很有用,上文我們已經說過,中國人喜愛用文字裝飾,那就很用得著它們了。我們從文字的寫法變遷上邊,可以發見它的裝飾性的來源,一個個的方塊字,用一種種的筆勢寫去,這形狀是很有可觀的,不適宜於日用是別一問題,乾脆擱了下來,一方面便拿去專用美術資料,這辦法也正是很合實際的。
九毛筆
第二點有關係的是中國寫字的方法。我常這樣空想,假如中國文字止於甲骨文與鍾鼎文的程度,那麼它的裝飾性大要減少,至少寫條幅與對聯總不大適宜了吧。的確近時也曾看見有人寫甲骨文的對聯,或石鼓文的扇面的,不過這不很好看,即使他們把毛筆尖剪齊或是用火燒了再寫,也仍不濟事,因為那裡總有些刀削的神氣,顯得瘦骨支離的。中國字的後來那麼富於變化,我想都是由於用筆來的。文房四寶的東西都是中國特有,如墨與硯,或者也與別國不同,如紙,但是最奇特的卻是要算是那毛筆了。真草篆隸的各種特色(和裝飾的可能性)差不多是由毛筆助成的。這東西在西洋各國都沒有,如有人在英文裡要說及,只好老實的說一聲勃勒許,西洋畫油畫的朋友手裡的確也拿著那麼一種物事,不過意譯雖是可以說是畫筆,實在只可算是“刷子”,與中國的“筆”是有相當的距離的。上海《大公報》以前曾徵集“世界第一”的中國的東西,這筆可以說是最確實的一種了。甲骨文是刻成的,一般記錄到周朝還稱筆削,可見是用木簡了,漢朝的遺物至今尚有留存,同時也存有紙片,可以知道已經用紙了。中國西北考古團在居延舊址發掘出漢代的毛筆,筆干係用兩片半圓木頭合成,筆毛半缺,與後世的筆形狀無甚殊異,又可證明那時的紙也已很進步,因為紙筆的關係密切,如果單寫木簡是用不著那樣的筆的。其次是紙筆都製造進步了,這又影響了寫字的方法。用刀在甲骨木石上刻畫是一種手法,用刷子似的傢伙在硬紙上寫又是一種,若是細薄的紙,尖軟的筆,那麼須得用別一種手法才對。這第三種的執筆也和前兩者不同,這不像刻字匠的拿刀,也不同西洋人的拿鋼筆,口說為難,意會很容易,我們現今拿毛筆便是這種手法,我相信至少從漢朝就是這麼的傳下來的了。我們固然在書房裡由老師教過,筆是要怎麼拿的,但其實這也用不著怎麼學,我們本來從小就會,因為這正是和吃飯時拿筷子一樣的。我們中國人從什麼時候起吃飯用筷子的呢?這已是無可查考的古老,那麼我們拿筆的本領也已早就學會了。即使那時還沒有筆,因為據說紂王已經使用象牙筷子,那又在漢朝一千年以前了。本來人們吃飯只是用手抓,從那里分化出來共有三派。其一是仍舊用手抓,那算是嫡系的甲派。其二是改為刀叉,那叉即是手指,不過從五個減為三個,那是乙派吧。其三是改為筷子,還是代表兩個手指,卻更可以靈活使用,它可夾起大肉丸子,也可以夾小豌豆,這是丙派了。丙派是以中國為代表,說也奇怪,朝鮮日本安南各地借用漢字,同時也都用筷子吃飯,似乎並非全是偶然。我們不必吃過西洋大菜,可是拿鋼筆寫字時也就使出手叉的手法來似乎是同樣的理由。現在用金筆寫漢字固然可以,但是要寫一副小對聯,卻是沒有法子用了。
十親近與偉大
我在這裡並不是想來提倡,說中國人應該玩書畫(畫只是連帶的說起的),只是說明中國字在它的寫法上於實用外,有裝飾用的可能,這與別國文字不同,寫的花樣很多,不提各派各人的特色,只就字體來看,方圓動靜,變化無盡,與翻來覆去的寫那二十幾個的羅馬字母的迥不相同,已經足夠有裝飾的價值了。我們上面說過,中國現今國勢欣欣向榮,人民生活提高,有餘暇來賞玩藝術的美,也是可以的,況且這又是屬於用舊話來說是國粹的東西,更覺得有意思。不過我們須得添加說明,中國過去施行一種考試制度,有千年之久,前半還好,到了明朝專用八股文,為愚民政策的一部分,影響很壞,清朝又變本加厲,殿試朝考專取寫字光潤,於是書法也大為墮落,出現了一種“館閣體”,可以說是把晉唐以來的道路完全走歪了。社會上餘留下來迷信科名的思想,有些人尊重前代的舉人翰林,購求他們的字來加以寶藏,其實除了極少數的有點學問的人以外,他們太史公所寫的都是那通俗的一套,在中國的書法系統上是沒有地位的。在民國的上半期,我記得上海有些大書局曾經影印過大批名人字畫,這在現今倒很有意義,精選古今名品,鄭重複制,貨真價實,便利顧客,這種生意可以說是有合於傳播國粹,同時為人民服務的意思。我覺得另有一件事,還更有意義,那即是將中國文字歷來的變遷具體的表現出來,編成一冊的書,供一般人民去看。這一面從甲骨鐘鼎文起首,經過秦金石刻辭,陶瓦文以及碑誌,唐宋木刻以至近代銅鉛活字,別一面以墨跡為主,漢朝木簡,晉唐寫本,兩宋以後名人真跡甚多,更可豐富採錄了。這樣在形式上是文字變遷的小史,事實上乃是各時代各種類的書法圖錄,一頁頁的看過去,即是小張的冊頁,可供愛玩與賞鑑,比較只在牆上掛著一兩張條幅,還要更有意思,因為這裡是更珍貴而豐富了。一個人愛玩別國的美術品也是好的,但是本國的便要更有意義,因為這是自己的文化遺產,它能夠使我們“發思古之幽情”,感到祖國的可愛。我們平常的毛病可以說是不知宇宙之大。獨自坐在房裡,只感覺自己重要,可是出外去走兩天,才知道疆域是那麼的廣大,翻開圖書來閱看,才知道歷史的久遠,我們的形壽雖然渺小,但是與這廣大和久遠是有關聯的。我們憑了理性來推斷,宋朝成立於一千年以前,蘇東坡也總已是公元十世紀的人,和我們離得很遠了,這當然是事實,但是我們一看他的詩與雜文(題跋尺牘之類,策論不行,沒有這麼的力量),特別是他的字,便發見實在去我們不遠,我們只是沒有寫得那麼好的能力,覺得和我們卻是一族的,至多是叔祖輩的人罷了。我們與本國文化遺產接觸,多少都可以引起這種感情,和我們是一族這使人感覺親近,高出我們以上的地方便使人感覺偉大。
十一漢字的字形
上述所說大抵都是關於漢文的形式方面,現在想來就別的方面補說幾句,我們上文多在說中國人喜愛寫出來的中國字,這裡是說用那中國字寫出來的東西,即是詩文,有什麼可以喜愛的麼?這答語當然是說“是的”,至於理由,那自然並不是因為用真草隸篆各字體所寫的緣故了。說是因為用祖國文字的緣故,這也還是表面的話,它此外別有其內在的原因,這是只有中國人最能明了的。這說出來很是平常,即是中國字的構成分子,字形與聲音。向來說這有六種方式,稱為六書,前四種最為重要。其一是像形,如日月山川口目瓜果,只看篆文便很明白。其二是指事,因為事無形不可像,用一二筆表示出來,如中字在方框中間畫一長直,甘字在口中畫一點,本字在木下畫一畫,這是根本,末字在木上一畫(現今末字上畫拉長,與未字區別,這在楷書上雖是必要,卻與原來的意思是不合的),乃是末梢,朱字系在木中一畫,這是木心,因為松柏之類的木心是紅的,我們說到姓氏叫作“未撇朱”,也是根據楷書的說法。其三是會意,這與指事很是相像,不過它用二三文字拼合而成,指事裡則有一部分不成形的文字混在裡邊,例如一畫(不是一字),一直一點之類。最好的例是用木日二字合成會意,日在木下為杳,意云杳冥,日在木上為杲,意為明亮,日在木中為東,是說日出東方,這與上文本末朱相似,所不同的是木與日都是完整的文字。
我們再來舉出幾個有趣味的例子來,雖然寫作楷書有點不大明顯了。有如止字,現今作止住的意義講,另外加足字旁,添出一個趾字,解作腳指,其實“止”字原來是說腳趾,而且還是像形,這須要畫成腳掌形的一個輪廓,即是用一條線畫作馬蹄鐵的外形,在接近上邊兩直線的地方畫一橫線,向右岔出線外向上彎去,同那直線上部平行,這就成了。這很有點像甘字,只是去掉中間一點和左邊露出的短畫,卻將右畫接上一段直畫,便彷彿是一隻腳底,那兩直代表較小的腳指,右邊的翹在外面,乃是大拇指。這形態明明是指右腳,所以還有一個方向相反的字,代表左腳,楷書寫得像是少字,兩者本來都是像形的字,但是拿來合成一字便是會意,我們用慣了“步”字,它原本就是左右兩腳一前一後的走著,想起來是很好玩的。步字旁邊加一個“花耳朵”,這在左邊是“阜”字,其實只是山字的變體罷了,合成“陟”字,即是上山,若是將步字倒轉過來,便是把兩個止字成分寫為腳指向下,那就別成一個字,即是“降”字,與“陟”字的意義正相反,只可惜在楷書上看不清楚了。最好如引用甲明文來說,可以有更好的例證,但是說來話長,恐怕太是絮聒了,這裡只好從略,把這段說話趕緊結束吧。 附周穎南：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 1980年初,王益知委託香港友人把周作人的遺作《十山筆談》寄給我,我感到頗具深意,遂寫了一段按語,交新加坡南洋商報發表。屈指一算,這篇文章距寫作時間半世紀,發表亦已近20年了。
周家兄弟三人,長為樹人,字豫才,即魯迅大師;次作人,號知堂;三為建人,當年主持中國民主促進會。抗戰勝利後,知堂因文化漢奸罪,一度入獄。解放後,章行嚴先生(章士釗)向周總理關說,得到照顧。知堂精拉丁文字,由出版社供給工薪月二百元,為之審核譯稿。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出版社不再供給工資,他受到經濟壓迫,函請行老設法,若得不到幫助,生活便難維持。當時,行老囑益知往其八道灣寓所探望,告以稍待必為設法。益知和知堂原是熟人,解放初期同在滬報寫稿。見面時,益知詢其藏書情況,謂無甚佳本,遂出手稿一冊相贈,用資紀念,談時許始告別。不料未出三日,自沉“十剎海”。益知始知其贈稿別有深意,用示永別。行老更悔未能資助。蓋行老當時手中亦拮据云。
文章刊出後,益知來信謂:《十山筆談》賴公印行,廣為流傳,勝似藏之名山多多,此老有知,亦當感謝高誼!大著序言拜讀,甚佩!我與知堂,雖不相識,然其佳作,我樂予推薦。 1999年7月19日於新加坡映華樓 原載《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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