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橋，僑（陳弱水；人文，人文學，民主 2024.08）

 

人文、人文學與民主

 

我去（2023）年10月出版了一本文集《人文與民主的省思》，也曾應邀到汪浩先生主持的《三國演議》電視節目談這本書的相關問題。不過，無論在書中或節目，談比較多的是「人文學」，「人文」很少，「人文」和「人文學」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兩者有何異同，是值得探討的。此外，對於人文與民主，我通常是分別談，它們之間有怎麼的關係，著墨也不多。對上述問題，我近來有些思考，在這裡簡單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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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人文學與人文。兩者來源不同。「人文學」直接來自西方，主要是humanities的翻譯，這是現代學術三個分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中的一個，核心為「文史哲」。

 

至於「人文」，是中文原本就有的說法，最初出自《周易．賁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後來成為常用的書面語。不過，我們現在講的「人文」，涵義卻接近「人文學」，可以說，是文化中相對應於人文學的成分。

 

何以知道如此呢？我們可以想想看：「人文學」與「人文」的反面是什麼？答案應該都是：科學。人文學的相對面是科學，是很清楚的。人文是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要素，它的相對面應該是科技。從具有相同的反義看來，「人文學」和「人文」的意涵是類似的。

 

至於傳統中國的「人文」，對反面是什麼？是「天文」。人文的本義，是人間的秩序、條理或規範（「文」在此意思同於「紋」）。在後世實際的用法上，則接近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化，特別是精緻文化，有時還有人才的意思。相對而言，「天文」是天的條理，宇宙的秩序。

 

簡單說，「人文學」和「人文」看起來幾乎一樣，實際上各有來源。但我們現在所說的「人文」跟傳統漢文中的涵義已不太一樣，反而接近「人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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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對「人文學」與「人文」最快速的說明。我的意思是，由於當前「人文」的涵義接近「人文學」，要恰當了解「人文」，必須對「人文學」是什麼有所認識。

 

其實，英文中並沒有跟「人文」剛好對應的觀念，關係密切的有兩個詞語，都是人文學科的意思，一個是前面提過的humanities，另一個是liberal arts。兩者使用的場合不同，前者是學術，後者是教育，liberal arts也可以包含理科，但以文科為主。人文教育就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或liberal education。上述兩個觀念各有淵源，它們匯合在一起，成為歐洲文化中的重要力量，是在15、16世紀的文藝復興。所以，「人文」是不容易直接談的，從「人文學」談起，可以比較快進入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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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的對象是人的世界和人的活動，但我認為，人文學最突出的特點，並不在它研究的對象，而是在研究主體，或研究的視角。這是指，人文學有意識地從人的觀點來研究人，具有明顯的自我探索的性質。這種探索的手段可能是嚴密的，科學的，但出發點則是具體的人的存在。

 

社會科學也研究人，但原則上採取科學的預設，以客體化的角度來進行研究。在社會科學，作為人的研究者往往是隱身的。至於那些不特別隱身的研究，我們可以說，具有人文的性格，有人稱此為人文性的社會科學（humanistic social sciences）。

 

人文學自我探索的性質，導致它的知識具有兩個特點。首先，在求知的觀察和理解方面，除了現象的掌握，還注意對人事的內裡的了解。對人的世界的切實掌握，有時不是一般的科學方法所能達成的，對人的認識，要有所謂的「了解」（understanding, Verstehen）。打一個簡化的比喻：要達到了解熟朋友的程度，有同理感（empathy），能夠洞悉他們的情感動力和行事邏輯。

 

其次，人文學重視人的活動的意義或文化層面。因此，透過詮釋的取向，探討人的世界，也是人文學很重要的部分。

 

關於從人的觀點研究人，我舉一個例子。從科學的角度看來，人文學一個明顯的特性，是對於個別事象和事物特殊性的重視。除了哲學，人文學者研究的對象通常是具體、特定的。即使研究的課題很大，從科學的標準看來，也仍然是具體而特殊的。

 

個別性是自然與人文現象的一個面向，不能說是哪種物件的本質。人文學何以傾向投注眼光於此呢？簡單說，這是因為我們是人，是特定時空、環境、傳統中的人，我們不但對自己環境和傳統中的事物有興趣，也往往想要了解他者以及異文化、異時空中的人。對於人的研究如果只偏重通性，而不進入具體存在的內部，無法滿足很多人的求知欲。人文學大體上就是這類知識工作者的活動和成果。

 

那麼，如果跨越「人文學」，只講「人文」，「人文」是什麼呢？可以說，「人文」是文化中的某類認知：從人的切身性出發的對於各種人類事務和問題的認知。這種認知往往含有科學性的基礎，但本身和科學不同。

 

這種認知以及與此相關的判斷，可以說是「人文素養」。人文認識和人文素養是文化中重要的部分，這些認識和社會實際的存在樣態和走向，息息相關。

但是必須提出，人文素養的來源不全是人文學，一般常識、一般性的閱讀、對事實訊息的吸收和理解、生活中的體驗和反思都是重要基礎。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專業知識的作用很有限，即使人文研究者也可能不具備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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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談人文與民主的關係。這個命題是由我的老師余英時所開啟的。他談人文與民主的關係有兩個脈絡。第一個是民主與文化的關係，這是西方有關自由民主思考中的一個議題。

 

民主與文化的關係有兩個主要層面。一個是民主生活的性質。民主最明顯可見的性質當然是政治體制，但民主好像又不只是體制，如果在政治體制之外，社會生活沒有民主的要素，民主體制恐怕不容易維繫，民主的意義也成為疑問。

 

民主與文化關係的另一個層面則是民主的持續和更新。民主就像世間種種，在現實中會受到各種挑戰，帶來各種失望與不滿，民主的持續不是當然的，需要各種反思、批判、調整、努力，這個秩序才能強固。

 

余先生談人文與民主的關係，還有另外一個脈絡，就是中國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在性質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推動現代性的運動，科學與民主就是五四標榜的兩大目標，這個口號非常響亮，深入人心。

 

余先生順著這個口號表示，真正和民主關係密切的，其實並不是科學，而是人文，而且對於科學的基本認識，也是人文的一部分。余先生強調人文與民主的關係，早年的重點在主張，民主品質的提升需要人文的幫助。到後來，他更強調人文在民主防衛、民主深化方面的作用，這是針對香港和台灣的自由體制受到嚴重威脅而發出的。

 

那麼，余先生所說的「人文」是什麼呢？他說，他所說的「人文」，不是文史哲、社會科學學科等，而是一般性的對於人類事象的認識和判斷能力。他把這種能力稱為「人文修養」。

 

我不知道余先生為什麼對「人文」做上述的表述，但他對「人文」的界定，與我對「人文學」和「人文」的討論是相符的。「人文學」最重要的一個性質，就是從具體的人的立足點出發，對於各項事物的認識，這些認識能進入事物的內在，而不是抽象，但可能只浮面地觸及廣大現象的理論或規律。

 

相應於此，「人文」主要是指，文化中對於與人相關的各種重要事物的一般認識。有了這種認識，才會有判斷力，價值才有附著之處，公民行動才能適切回應現實中的問題。

 

集體生活中並不只有科學和人文兩種認知方式，另一經常可見的，或許可以稱為「神話」。這種模式的特性是，無論內容和論說是什麼，它包藏了以虛構、信仰為核心的故事和主張，採行這種路徑的人相信這個核心具有神聖性，此神聖性保證了他們認知的正確。這種模式常有很大的力量，它當然不是科學，但與人文也不同。「人文」可說是介於「科學」與「神話」之間的一種認知，三者之中，顯然人文和民主的關係最密切，最能支撐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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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僑」及其當代關聯

 

中文和華語中，有個特殊的字，可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存在：這就是「僑」。在描述的層面，「僑」是指從A地遷居到B地或這樣的人。但「僑」有更強的意涵，它往往指從A地遷到B地，從A國遷到B國，但認同仍在A地與A國，「僑」和他們的後代本質上是A人，B地與B國只有工具性的意義。就近現代而言，「僑」的現象──認同在祖鄉而不在生存所託的社群和國家，在台灣和東南亞都很明顯，雖然未必有「僑」的名義，往往也是這些地方緊張與分裂的重要來源。

 

可能大多數讀者不曾意識到「僑」這個字和觀念的獨特性，這裡要多做點說明。「僑」的特殊性反映在它是不可翻譯的。在我所知的世界主要語言，都沒有這樣的概念。如果我們把「僑」輸入翻譯軟體，英文是Overseas Chinese，法文是Chinois d'outre-mer，德文為Auslandschinesen，日文則出現「華僑」。簡單說，「僑」就是海外華人，「僑」和「華僑」沒有差別，這個字沒有獨立的意義，在其他語言無法（或極難）找到對應。有時為了方便，我們會說類似「美僑」、「僑居在台灣的比利時人」的話，但這裡的「僑」只代表移居外國，跟英文的expatriate一樣，並不意含移居者與母國的聯繫，也難以適用到移居者的後代。事實上，作為動詞，expatriate有疏離母國或從該處放逐的意味。

 

這種獨特，幾乎毫無普遍意義的詞語是很罕見的，我可以舉個例子來做對照。漢人文化中的「孝」是特別的觀念，與其他文化中有關親子的情感和想法相當不同，但即使如此，一般不會把「孝」當作無法翻譯的詞語。「孝」的英文表述是filial piety，這雖然是為漢人式的對待父母之道量身打造的，至少可以讓異文化人士據以想像一種特殊的親子觀。「僑」就更像文化地圖中的孤島。

 

「僑」這個字和觀念是怎麼來的？先談字。「僑」原來根本沒有遷居的意思。東漢《說文解字》說：「僑，高也。」「僑」的意思是「高」，從「喬」演化而來，加上人字邊，讀音不變。從古文字資料看來，「僑」字大概戰國才出現。在傳世的先秦文獻，「僑」主要用於人名，鄭國子產的名就是「僑」，《左傳》中還有舟之僑、叔孫僑如等，這些原本應該是「喬」，「僑」是後世的隸定（即回溯性地將某字改寫為另一形體）。「僑」是「高」，「僑如」是「高高的樣子」，顯然在古代被認為很適合當作名字。「僑」有遷居或遷居之人的意思，現存文獻中，最早的紀錄在戰國末的《韓非子》，但接下來要到三國（公元三世紀）才看得到，並非常用字。

 

「僑」為什麼會冒出「遷居」的意思？來源明顯是《詩經．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一個神聖文本中文學性的描寫，讓高高喬木的「喬/僑」和遷徙發生了關聯。換句話說，作為遷居意義的「僑」，不是來自自然的語言，不是人講出來的，而是高層士人挪用《詩經》中的表達的結果，應該是先出現在書面語，再流傳到口語。

 

遷徙意義的「僑」本來只是客觀描述，可見於今天仍在使用的「喬遷」。「僑」進一步可意味雖然遷到某地，但認同或本質性的存在仍寄託於祖鄉，顯然發生在四世紀初。當時中國北方發生大動亂（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以洛陽為中心的政治和文化菁英到江南重新建國，史稱「東晉」。這些貴族力量（歷史學一般稱為「士族」）以「僑」來界定自己和追隨者的身分。這些北方士族擁有至高的政治社會地位，他們不改籍貫，希望永遠是祖鄉的人，以祖鄉為家族名號（如瑯琊王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東晉朝廷和統治者設置「僑州」、「僑郡」、「僑縣」，收納北方來的民眾，戶籍不同於本地人，而且享有免除徭役和賦稅的優待。僑郡縣雖多設於長江沿岸，但都使用北方的地名，甚至有一個南方行政區同時存在幾十個僑郡縣的情況。這個以北方「僑姓」士族為首的僑居現象，延續了兩、三百年，是後世「僑」觀念的源頭。

 

對於這個現象，中國中古史大家唐長孺（1911-1994）有所解釋。唐先生指出，這是新生事物，漢末大亂之後，在東南立國的孫吳已經有很多北方來的流寓人士，這時約在東晉建國前一個世紀，但並沒有類似東晉僑人的心態，他們居留一段時期後就落籍江南，成為當地人。他又說：「本來，漢代改籍是頗為常見的，那種高標郡望，不願附籍所居州郡的風氣只能出現在士族門閥形成之後。」（〈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唐先生的意思是，東晉以下的新僑居本質上是位階現象，是遷移來的人認為自己高於遷移地，要當永遠的旅人，把自己和子孫定位於祖鄉。在漢末、三國之際，貴族階層尚未穩定形成，北方高層士人的優越地位還在浮動中，但西晉以後，主要由於九品官人法的作用，士族世襲化，成為貴族（aristocracy）的形態，這是東晉統治者強烈高階感的來源。

 

總結而言，大概在漢末，中國開始使用「僑」來指稱遷居，原來遷居並沒有特殊的文化意義，遷居者都以落籍為歸宿，但在東晉初，以貴族為領導者的移民遷到南方，出於優越的心態，他們把「僑」的身分制度化，將自己定位為在南方的非南方人。我們從「僑」現象的起源認識到，這個觀念並不是簡單的懷鄉念祖，而是與遷居者的自我意識關係密切──他們是高階的，他們所在的地方沒有認同的價值。

 

近現代又是各種「僑」現象大爆發的時代，例如東南亞和美國的華僑、台灣的「外省人」，與中國中古早期南方相比，近現代「僑」意識的背後增加了族群優越感、天朝觀念和中華民族主義等因素。近現代的「僑」現象當然不能說是「僑」這個字所帶來的，關鍵應該是在上述的高位意識與民族主義執念，但「僑」的意識為遷居者的這些心態提供了定型和延續的工具，也方便了原居國的擴張。「僑」具有迷惑性，很容易讓人覺得它不過是移民（immigrant）或遷居外國者（expatriate）的中文用語，它遠不止此！它是獨特的。希望這項揭示有助於我們認識身處的環境，有助於我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