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mage is from The Life of Buddha, one of the many rare treasures going on display from 25 Octo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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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文化傳播和術語翻譯
2010年01月27日來源：作者賜稿
摘要： 中國歷史上有三次文化高潮。第一次是2200年前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第二次是1100年前唐朝學習印度的佛學。第三次是100年前開始而方興未艾的引進西洋的科學和技術。大致每隔一千年有一次...
中國歷史上有三次文化高潮。第一次是2200年前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第二次是1100年前唐朝學習印度的佛學。第三次是100年前開始而方興未艾的引進西洋的科學和技術。大致每隔一千年有一次文化高潮。術語和文化，如影之隨形，須臾不離。不同的文化要用不同的術語來說明。吸收外來文化，同時必須吸收外來術語。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正名”就是術語的規範化。如何使術語有效地為文化的傳播服務，是歷代文化生活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學習外來文化，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外語學習外來文化，另一種是通過本地語言學習外來文化。前者多數人要學習外語。後者只是少數人學習外語，由他們做翻譯工作，不會外語的閱讀翻譯的成品。術語的翻譯是文化傳播中的關鍵工作。
一、百家爭鳴和術語交融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從今天來看是國內的學術鬥爭。可是在當時，七國並立，“百家爭鳴”是帶有國際性的學術鬥爭。“百家”有兩個意思：一、指“學者”，“諸子有一百八十九家”(《漢書藝文志》)；二、指“學派”，主要有“儒、道、墨、名、法、陰陽、縱橫、農、雜”等家(《史紀》)。各家有各家的“術語”。例如，《論語》裡的常用“術語”有：“仁、義、禮、智、信、忠、孝、聖、賢、君子、小人、天命、鬼神”等等幾十個色彩鮮明的儒學名詞，各有“定義”(正名)。又如，墨子提出十種主張：“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兼愛、非攻”，這也就是墨學的十個“術語”。“百家爭鳴”，必須先學習對方的“術語”，用對方的“術語”來同對方辯駁。例如“天命”是儒家的術語。儒家的反對派墨子主張“非命”，這就是用儒家的“術語”來否定儒家的學說。“百家爭鳴”必然“百家交流”。結果在戰國晚期出現“雜家”。“雜家”並非今天所說的“一無所長、不成—家”的意思，而是“兼儒墨、合名法”，折中百家、糅合諸子，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戰國晚期的“呂氏春秋”、“淮南子”等雜家著作中，諸子的“術語”已經熔於一爐了。
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學”。其實這時候的儒家無不熟讀諸子。他們融匯百家而以儒學為正宗。先秦諸子，早的生於“春秋”，晚的生於“戰國”，先後五百年間，所用“術語”越來越豐富。學術交流促成“術語”的大發展和大集成。黃河流域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文化搖籃”之一。“華夏文化”是一種“自源”文化。戰國七雄，“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
“百家交流”必須克服彼此之間的語文障礙。這個障礙不難克服。因為，“言語異聲”不過象今天漢語的“七大方言”，屬於同一個“語族”。“文字異形”大體可以由《說文》中的六國文字(“古文”)來反映，字形各異而同為“漢字”。從《楚辭》和《詩經》的語文差距可以窺見當時的語文分歧。這好比今天普通話文章和廣東方言文章之間的區別。“百家爭鳴”的“術語交融”是在同一個漢語語族中間、和同一種漢字類型中間的交流，不是用外語學習外來學術，而是用本區域的不同方言相互學習本區域的不同學說。這種文化交流只有在文化“發源地”和文化“初生期”才會發生，在人類文化史上是很少見到的。
二、西天取經和梵文翻譯 佛學在東漢初年傳入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醞釀，到唐朝(618—907)成為一股強大的文化洪流。“佛學”含義大於“佛教”，內容包含宗教、哲學、科學和技術，在千年前的古代是一種光輝燦爛的文化。佛學的梵文(Sanskrit)術語，跟先秦“百家”的術語大不相同。翻譯梵文術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體系(“語系”)、和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之間的術語轉換。中國採取的學習方法是：少數“唐僧”到“西天”(印度)去取經(留學)。他們翻譯佛經，本國大眾閱讀和學習翻譯的成品。此外請來少數印度和尚做“客座教授”，一方面說法，一方面譯經。“唐僧們”翻譯佛經，遇到極大困難!
舉幾個常見的佛學“術語”為例： “羅漢”。佛寺裡有“十八尊羅漢”，有的有“五百尊羅漢”。這個佛教“術語”早已婦孺皆知。《現代漢語詞典》：羅漢，佛教稱斷絕了一切嗜欲，解脫了煩惱的僧人。《辭海》：羅漢，佛教名詞，梵文Arahat(阿羅漢)的省略；上座部佛教(小乘)所理想的最高果位。“羅漢”不是“專名”，而是一個“通名”；好比“教授”不是“專名”，而是一個“通名”。“阿羅漢”簡稱“羅漢”，既是“省略”，又是“雙音節化”，這是梵文譯名適應漢語的詞彙模式。“羅漢”是通名而用音譯，因為意譯遇到了困難。
“觀音”。《現代漢語詞典》：觀音，觀世音的簡稱；觀世音，佛教的菩薩之一，佛教徒認為是慈悲的化身，救苦救難之神；也叫觀自在、觀音大士。《辭海》：觀音，佛教大乘菩薩之一；梵文AvaLokitesvara(阿縛盧枳低濕伐邏)的意譯；本譯作觀世音，因唐人避'世'(李世民)字諱，略作觀音；玄奘譯《心經》時，改譯觀自在。“羅漢”是通名，應當意譯，可是用了音譯。“觀音”是專名，應當音譯，反而用了意譯。為什麼呢?因為“觀音”音譯太長，一個人名要用八個漢字“阿縛盧枳低濕伐邏”，不符合漢語詞彙的模式。專名意譯，很不容易。玄奘不滿意舊譯，又從“觀世音”改譯“觀自在”。其實，玄奘也是白費心計。有哪一個朝山進香的香客問過：“觀世音”和“觀自在”的區別在哪裡？
本文作者在出生的那年就做了“觀音菩薩”的乾兒子，八十多年來一直不知道乾媽的真姓名叫什麼，曾經大不敬地懷疑過：“音”是聽的，怎麼能“觀”呢! “心經”。《心經》全稱《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什麼“般若菠蘿蜜多”要音譯而不意譯?許多講經者做過說明，有幾個人聽懂了?本文作者能背《心經》。背了幾十年，都是“囫圇吞棗”。不屬於同一語系的兩種語言，不屬於同一邏輯的兩種思想，要想翻譯吸收，是多麼困難!
奇怪的是，經過一千多年，“囫圇吞棗”居然成了“家常便飯”。“涅「般木」”。《現代漢語詞典》：佛教用語，指所幻想的超脫生死的境界，也用作“死”(指佛)的代稱。《辭海》：佛教名詞，梵文Nirvana的音譯，舊譯“泥洹”，意譯“滅度”，或稱“般涅「般木」”(梵文Parinirvana)，意譯“入滅”、“圓寂”；佛教所指的“最高境界”；信仰佛教的人，經過長期“修道”即能“寂(熄)滅”一切煩惱，“圓滿”(具備)一切“清靜功德”；這種境界，名為“涅「般木」”；後世也稱僧人逝世為“涅「般木」”、“入滅”或“圓寂”。這裡可以看到，這個術語的翻譯費盡周折。
音譯有三種，意譯有三種，一名多譯，多譯並用。 “剎那”。《現代漢語詞典》：極短的時間；瞬間。《辭海》：佛教名詞，梵文Ksana的音譯；意為最短暫的時間；一彈指頃有六十剎那，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又有九百生滅；剎那是 數譬喻所不能表達的短暫時間。(這在古代是多麼高深的時間分析概念！)《辭海》又解釋“剎”字：讀音①chà，梵文Ksetya的省音譯，佛塔頂部的裝飾，即相輪，亦指佛塔，佛寺。讀音②shā，止住，如：剎車。這裡可見，“剎”是佛學專用字，後來發展用於“剎車”。“剎那”到近代，已經成為“瞬間”的同義詞。這個有重大學術價值的概念，難於意譯，用了音譯。
再舉一些專業性的佛學“術語”作為例子，用梵文對照，請注意當時是如何“音譯選字”和“意譯造詞”的：(下例採自沈錫倫《國語中來自佛教文化的詞語》，台灣《華文世界》59)
“夜叉”：Yaksa之音譯，又譯“藥叉”、“夜乞叉”；意譯為“能啖鬼”、“捷疾鬼”。 “懺悔”：“懺”為Ksama音譯之略，又譯“懺摩”；意譯為“悔”。音意結合，成為“懺悔”。“念頭”：“念”為Smrti之意譯，宋代以後加後綴“頭”，成為“念頭”。“化身”：Nirmanakaya之意譯，又譯“變化身”、“應身”。“因緣”：Hetupratyaya之意譯。“煩惱”：k1esa之意譯，又譯“惑”。“種子”：Bija之意譯。“習氣”：Vasana之意譯，也叫“煩惱殘氣”。“散亂”：Viksepa之意譯，本義為“貪、嗔”。“神通”：Abhijna之意譯。“睡眠”：Middha之意譯。漢語原有“睡”和“眠”，但不連用。“善男”：Upasaka之意譯，又譯“近善男”、“清信士”，音譯為“優婆塞”。“信女”：Upasika之意譯，又譯“近善女”、“清信女”，音譯為“優婆夷”。“曇花一現”：“曇花”為Udumbara音譯“優曇缽花”之略稱。“一現”表示“短暫”。
佛學術語的翻譯困難，主要由於兩個原因： 第一：詞彙模式不同。梵文屬“印度雅利安語系”，語詞大都多音節，詞形非常長，有許多複輔音。漢語屬“漢藏語系”，文言大都單音節，白話大都雙音節，雖然可以延長到三音節、四音節或者更長，可是模式刻板，沒有輔音。第二：文字形式不同。梵文是表音文字，用“天城體”字母，是一種音節性的輔音字母，拼音靈活。漢字是“字符”文字，不僅外形迥然不同而且結構有天壤之別。從梵文譯成漢字，沒有語素可以聯想，沒有詞形可以憑依。為了解決因難，佛經的翻譯者用了許多生僻字，生造了不少表音漢字（排印困難，恕不舉例）。
應當指出：術語翻譯，生造新漢字，不是從現代化學家開始的。“唐僧們”中間最有名的是玄奘（604-664）。他遠赴印度，歷經磨難，取回幾百部佛典梵書，花十九年工夫，譯出1335卷。1964年為紀念玄奘圓寂1300年，金陵刻經處收集補充，印成《玄奘法師譯撰全集》，並附弟子慧立的《慈恩法師傳》。看了唐代譯經的洋洋大觀，不能不慚愧今人科技翻譯的相對貧乏！有許多佛教“術語”早已成為現代日常用語中的常用詞，例如： “世界”出自《楞嚴經》，“世”指時間，“界”指空間。“真空”出自《行宗記》，指超出色相的境界。“實際”出自《智度論》，指“真如”（宇宙本體）。“究竟”出自《五燈會元》，指解脫生死成正覺。“種子”出自《攝論》現象的原因。還有：唯心、享受、希望、援助、機會、儲蓄、消化、贊助、譴責、評論、控告、厭惡、傲慢、轉變、絕對、現行、清規戒律、不可思議，等等。使用已久，詞義變化，人們忘記了它們來自佛學。沒有梵文的術語翻譯，我們今天幾乎難於開口講話！
古人翻譯，音譯選字、意譯造詞，不知道絞了多少腦汁。《西遊記》只描寫了取得經卷的困難，沒有描寫翻譯經卷的更大困難。佛學傳來，豐富了中國的知識和詞彙。如此大規模的文化傳播，今天幾乎都忘記了。人們可能感覺到，廟宇裡的菩薩有一些不像中國人，可是其他外來的事物和外來的語詞都認為是中國固有的了。佛學傳來的歷史經驗，在今天引進科技文化的時候，應當深入加以研究，重新估量它的利弊和得失。歐洲人說：“字母跟著宗教走。”沒有文字的民族都是由於吸收外來宗教而開始有了文字。佛教傳到南亞和東南亞，當地既缺少宗教、又缺少文字，於是佛教和梵文字母作為一個統一體而被接受了。
可是“字母跟著宗教走”的規律，不適用於中國。
經過一千年的吸收和消化，佛教成為中國的最大宗教，佛寺比孔廟還多。佛教在印度式微，在中國得到發揚，成為“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佛教“術語”成了老百姓的口頭禪。但是，梵文字母一個也沒有進入漢族的文字。這種在中國認為當然的事情，世界文化史來看是奇特現象。
這裡有一條文字傳播的規律：“成熟的文字抵制外來文字”。華夏文化缺少有吸引力的宗教，佛教彌補了這個真空。華夏文化不缺少文字，也不理解表音文字的妙處。佛教思想從漢字帷幕的微孔中濾了進來，把梵文字母排留在帷幕之外。這說明“文化”不能等同於“文字”，文化的滲透力大於文字的滲透力。
佛學的傳來，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不分香花毒草，“全盤西（天）化”！什麼道理呢？分辨香花毒草的標準，古今大不相同。例如，古代相信“輪迴論”是真理，今天說它是迷信。“輪迴論”（梵文Samsara）說：“眾生各依所作善惡業因，在六道（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中生死相續，升沈不定，有如車輪的旋轉不停”；人做壞事來生變狗、狗做好事來生變人。這是從“神造論”到“進化論”之間的中間思惟形態。“神造論”認為，上帝造物，一成不變，各不相關。“輪迴論”認為，人畜相關，可以轉變，善惡為定。“進化論”認為，生物演變，按照進化規律而發展。“輪迴論”是大膽的玄想，缺乏實證。不過，“玄想”高於“神話”，高於“不變”。“輪迴論”一千年前就向“進化論”走近了一步。它既有哲理價值，又有實用價值（勸人為善）。今天把一千年前的“真理”看作迷信，怎知道一千年後不把今天的“真理”看作迷信呢？古人沒有看到“人變狗”，今人何曾看到“猿變人”？
三、科技東傳和術語政策 在佛學失去了光芒之後，傳來了西洋的科學和技術。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近代史，強權戰勝了公理，科學戰勝了玄學。佛學文化是心甘情願地學習的，科技文化是無可奈何地吸收的。它帶來了格格不入的大量“科技術語”。要想“學夷技以製夷”，首先要翻譯“夷書”。這件事不簡單。問題在如何使“科技術語”適應當時通用的“文言”格局。文言的特點是：一、“簡潔”，語詞以單音為主；二、“優美”，漢字以典雅為上。讓我們看看翻譯者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氧”：養氣。有一種氣體元素，它能“養人”，給它起名為“養氣”。“養氣”雙音，不夠簡潔，縮短為“養”字不典雅，創造一個新“形聲字”：“氧”（“養”簡化，加部首“氣”），讀音為“養”，字形表示屬於“氣體”，音意具備。“氫”：輕氣。又有一種氣體元素，它很“輕”，給它起名為“輕氣”。“輕氣”雙音，不夠簡潔，縮短為“輕”。“輕”字不典雅，創造一個新“形聲字”：“氫”（“輕”簡化，加部首“氣”），讀音為“輕”，字形表示屬於“氣體”，音意具備。“鋁”：呂金。有一種金屬元素，質地很輕，叫它“輕”，不妥，怕跟“氫”相混。意譯不成，改用音譯，Aluminum音譯“阿呂米內姆”，太長。根據“頭音”原則（acrophony），取第一音節。叫“阿”也不妥，因為“阿”開頭名稱太多。去頭取頸，叫它“呂金”，縮短為“呂”，創造新“形聲字”：“鋁”，讀音為“呂”，部首為“金”（屬於金屬），音意具備。“锿”；愛金。有一種金屬元素，紀念“愛因斯坦”，命名einsteinium。取“頭音”，簡稱“愛”；加“金”旁，表示屬於金屬。後來“愛”旁改成“哀”旁，寫成新“形聲字”：“锿”。望文生義，不覺有點“悲哀”之感！“甾”：有機化合物的一類。既難音譯，又難意譯，於是走“象形”的道路。古代漢字中有一個現代久已不用的“甾”字，使它起死回生，用來翻譯steroid，“象形”有機化學公式。“甾”字“下面的（田）象形四個稠合的環，上面的（巛）表示第10、13、17位碳原子上有取代基”。讀音定為“災”。一個漢字“象形”這許多內容，漢字的“信息量”真大！據說有機化學家一看就能明白！不學有機化學的人，如墜五里霧中！“熵”：entropy，①熱力學函數；②平均信息量。這也難於翻譯，於是走“會意”的道路，生造一個“熵”字，表示“火（熱力）的商（函數）”，讀如“商”。“倉頡遺風”一直發展到：創造“钅盧”字表示元素１０４（Rf）（ruthherfodium）；創造“钅罕”字表示元素１０５（Ha）（hahnium），等等。單是化學的生造新漢字總數就已經超過二百多個。（劉澤先《化學常用特別漢字》）
以上例子用“單音節化”和“生造新漢字”來適應“文言”格局。“五四”運動以後，白話代替文言成為通用文體。白話詞彙的主要特點是“雙音節化”。為了適應白話，科技術語的翻譯也“雙音節化”。“白話”文體始於唐代佛家的“變文”。術語的“雙音節化”始於唐代佛經翻譯，上文已有舉例。現代科技術語的“雙音節化”，一般不造“新漢字”。
舉例如下： RADAR（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音譯“雷達”（帶有意譯味道）。有人想改為意譯，改來改去，沒有改成。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 emission of radiation，包含“光線、放大、刺激、散發、輻射”五個義素）：音譯，1、“萊塞”（大陸），2、“雷射”（台灣，帶有意譯味道而且跟“雷達”排名）。同樣是音譯，雙音節化而台灣和大陸不一致。後來大陸改為意譯，曾經有過各種譯法，最後定為：3、“激光”（取原文的“光線、刺激”兩個義素）。從音譯到意譯定名，經過了十幾個年頭。各地翻譯，極難一致。例如：software，大陸譯“軟件”，台灣譯“軟體”；hardware，大陸意“硬件”，台灣譯“硬體”。美國總統Reagan，大陸譯“裡根”，台灣譯“雷根”，香港譯“列根”；美國總統Bush，大陸譯“布什”，台灣譯“布希”，香港譯“布殊”。孫悟空何其多也！
清末翻譯家嚴復（1853-1921）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可見翻譯之難。他想不到在他去世以後，他的譯名大都被日文譯名所代替。例如，他譯的“群學”被“社會學”所代替；他譯的“格致學”被“物理學”所代替。立名不易，定名更難。今天要加上一句：“一名之定，十年難期！” 白話詞彙還可以從“雙音節”擴展為“三音節”，又可以從“雙音節”重疊成為“四音節”。四音節的“阿司匹林”（aspirin）已經穩住了。可是，“盤尼西林”（penicillin）沒有穩住，改成意譯“青黴素”。“鏈黴素”（streptomycin）原文太長，無法音譯，只好意譯。後來跟上來一系列的意譯“黴素”。
科技交流，日益頻繁。術語數量，突飛猛增，被形容為“知識爆炸”！於是發生一個新問題：術語應當“民族化”還是“國際化”？“術語民族化”就是使術語適應本國語言，創造“有本國特色的”名詞。“術語國際化”就是使術語隨同世界通用的說法，不造本國獨用的名詞。“術語民族化”基本意譯，盡量不用音譯，優點是明顯的。意譯術語能跟本國詞彙格式“調和”，容易學習，容易理解，容易記憶。“調和”容易學習，因為只要學習一個新詞，不要學習一種新的詞彙格式。“調和”容易理解，這要看新詞的構造如何。如果原來知道的“字形”和“字義”能幫助聯想新詞的意義，就容易理解。這就是所謂“望文生義”。例如：“民主”二字是原來認識的，從“字義”聯想“人民作主”，跟新詞定義“雖不中、不遠矣。”不過這樣的例了並不很多。而且“望文生義”多半靠不住。例如：“三七”，你知道是什麼？不是“三十七”，是一種中藥。“調和”容易記憶，因為詞彙模式符合習慣。漢語詞彙模式拒絕不符合模式的多音節詞。這就是為什麼太長的音譯詞一個個改成了意譯。例如：“德模克拉西”（democracy）太長，不調和、不好記，改為意譯“民主”（雙音節化）就調和了、好記了。
創造新詞，要用文化源頭文明古國的“古典語素”，在西方取自希臘，在東方取自中國。例如：英語otorhinolaryngology“耳鼻喉科學”，這個“術語”是用希臘“古典語素”構詞的。（正式術語不說ear-nose-throat學）。
otorhinolaryngology
/ˌəʊtə(ʊ)ˌrʌɪnəʊˌlarɪŋˈɡɒlədʒi/
noun
日本早期翻譯西洋術語，都到中國古書（包括佛經）裡去找“古典語素”，有的“舊瓶裝新酒”，有的“舊料做新衣”。例如： “經濟”（原義：經國濟民，義近“政治”）《晉書》：“起而明之，足以經濟”。李白詩：“令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 “平等”（原義：無差別，義近“一體”）。《涅槃經》：“如來善修，如是平等”。《景德傳燈錄》：“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現。”
由於取材於中國“古典語素”，日本早期翻譯西洋著作所創造的大量新詞，在中國看來一點也不陌生，都像是中國固有的“熟詞”。在清末民初傳來中國，成為現代漢語詞彙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沒有這許許多多的新詞，今天中文報紙幾乎無法出版。但是，“術語民族化”有無法否認的弊病，最典型的民族化是創造“科技新漢字”。漢字是一個“開放系統”，從藝術來看“多多益善”。從實用來看，為了機械化，為了信息化，應當“字有定形、字有定量”，減少用字，停止創造新漢字。中文電腦用字規定以6763個漢字為度（國家標準《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創造科技新漢字不符合信息化要求。科技新漢字還會發生同音和近音的混淆。單就一張“化學元素表”而論，就有16組同音異調詞：锿砹；鏑碲；鎘鉻；鎵鉀；铹銠；钅盧镥；鋁氯；镅鎂；镎鈉；釙钷；镤镨；鉭碳；硒錫；銥釔鐿；銦銀；鈾銪，在擴大一點的範圍中，同音詞問題更加嚴重，例如：鈾油；鈾礦、油礦；鈾酸、油酸；鈾酸鹽、油酸鹽；烯硒稀；烯酸、硒酸、稀酸；烯醇、硒醇、稀醇；等等。過去只要求字形分清，眼睛看明，這就好了。現在是“傳聲技術時代”，信息不能只靠視覺，還要靠聽覺，有時甚至專靠聽覺，語言要傳到地球衛星上去，要傳到海底潛艇裡去，要傳到飛馳中的汽車和飛機中去。依靠“字形”不成了。依靠微弱的“聲調”來區別同音詞也是不合要求的了。
術語意譯，速度太慢。“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難期。”現在每年產生大約10萬個新術語。一年全世界的新出版物，以數量而言，相當於中國過去三千年“汗牛充棟”的著作總和。日本每天平均出版新書一千種。用意譯如何趕得上時代？速度是社會發展的指標。速度是“第三世界”的最大敵人。 因此，不少科學家提倡，中國也應當放棄“術語民族化”，採用“術語國際化”。
“術語國際化”有兩種：一種是“詞形國際化”，另一種是“讀音國際化”。 全世界160來個國家中間，有120來個用拉丁字母作為正式文字。他們的科技術語相互借用，都用拉丁字母書寫，基本相同，只是詞尾不同。所以彼此不必學習，一看就明白。這是“詞形國際化”。日本是“明治維新”（1868）之後不久，發現科技術語民族化速度太慢，難於跟上國際步伐，不利於科技的交流和發展，於是改變術語政策，走“術語國際化”的新道路。辦法是：科技術語不再意譯，不造新漢字，完全用“片假名”音譯，而且全詞音譯，不再縮短。例如： streptomycin寫成ストレプトマィシン（中文意譯“鏈黴素”）
這種辦法是科技術語的“讀音國際化”。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曾極力稱讚日本的這種辦法，認為這是東方追上西方的捷徑。很多人可能還沒有注意到：“漢字文化圈”中，不僅日本走了術語國際化的道路，而且朝鮮和越南也走了術語國際化的道路，用他們各自的字母音譯科技術語。
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中國是惟一的“術語民族化”的國家了。日本術語從民族化改為國際化之後，中國無法再從日文借用術語，只好自己來創造意譯術語。於是意譯術語在中文翻譯中間大量出現，中國的“術語政策”跟日本分道揚鑣了。“術語國際化”的辦法，在日本也有人反對。一長串，誰能懂得，誰能記得住！1986年，日本東京舉行“漢字文化的歷史和將來”國際學術講演會，本文作者是應邀講演人之一。在這次講演會上，有一位日本學者提出，術語要提高“透明度”。用漢字意譯科技術語，意義透明。用“片假名”音譯科技術語彙，意義不透明。透明，有利於學習，有利於普及。日本術語應當改回到“漢字化”的道路上來。這一席話，頗為動聽。會後我問日本朋友們；能實行嗎？他們笑笑，搖搖頭。日本在國際化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了，它已經成為“西方七國”之一了。“術語國際化”不是沒有流弊的。文化有層次性，又有階段性。在高層次的專家中，術語國際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一般科技工作者中間術語民族化有容易學習的好處。要想使科技知識普及人民大眾，術語民族化是大有幫助的。對中國來說，一般科技工作者還處在較低的發展階段上。中國在術語民族化上付出巨大努力，編寫成洋洋大觀的各類術語專集。要想把術語改為國際化，既是不切實際，還可能是不明智的。那麼，中國術語將永遠“孤立”於世界嗎？也並非如此。中國自從“開放”以來，事實上實行以英語為第一外語的外語教育。水平較高的大學實行“雙語言教育”。師生既懂“民族化術語”，又懂“國際化術語”，這叫做“科技雙語言”。他們是“民族化術語”和“國際化術語”之間的“橋樑”。有了橋樑，就不怕“術語孤立”了。問題是，“橋樑”太少了。在多數學校中，重視中文教材，不重視英文教材，中文教材的術語後面沒有註明英語術語。中文教材是以國外材料為根據的，由專家們精心琢磨而寫成。水平不低，可是材料往往太舊。因為，精心琢磨費去了很多時間，而所根據的國外材料又不一定是最新的。這樣就形成一個“時間差距”，而“時間差距”往往就是“水平差距”。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東亞經濟起飛的“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都屬於“漢字文化圈”。有人說，他們的經濟起飛得力於“崇拜孔夫子”。其實是得力於“科技雙語言”政策。他們有的用英語作為科技教育的主要語言，有的兼用本地語言和英語，都實行“科技雙語言”，而術語主要用英語。中國如果明確地和認真地實行“科技雙語言”政策，一方面可以保持“術語民族化”的傳統，使大眾科技工作者比較容易吸收科技知識；另一方面可以為“術語國際化”準備必要的條件，使專業科技研究者迎頭趕上迅猛發展的信息化時代。
1991-08-02 原載香港《語文建設通訊》第34期，1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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