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日 星期六

The Life of Buddha, 周有光:文化傳播和術語翻譯

This image is from The Life of Buddha, one of the many rare treasures going on display from 25 October 2019. 

In this major new exhibition, we explore how Buddhism was pivotal in developing writing and printing to transmit stories and ideas across Asia and highlight the outstanding beauty of Buddhist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works in the largest display of its kind ever held at the Library.http://bit.ly/2SsDqzU



周有光:文化傳播和術語翻譯

2010-02-21 055 
2010年01月27日來源:作者賜稿 

摘要: 中國歷史上有三次文化高潮。第一次是2200年前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第二次是1100年前唐朝學習印度的佛學。第三次是100年前開始而方興未艾的引進西洋的科學和技術。大致每隔一千年有一次...

    中國歷史上有三次文化高潮。第一次是2200年前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第二次是1100年前唐朝學習印度的佛學。第三次是100年前開始而方興未艾的引進西洋的科學和技術。大致每隔一千年有一次文化高潮。術語和文化,如影之隨形,須臾不離。不同的文化要用不同的術語來說明。吸收外來文化,同時必須吸收外來術語。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正名”就是術語的規範化。如何使術語有效地為文化的傳播服務,是歷代文化生活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學習外來文化,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外語學習外來文化,另一種是通過本地語言學習外來文化。前者多數人要學習外語。後者只是少數人學習外語,由他們做翻譯工作,不會外語的閱讀翻譯的成品。術語的翻譯是文化傳播中的關鍵工作。           

一、百家爭鳴和術語交融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從今天來看是國內的學術鬥爭。可是在當時,七國並立,“百家爭鳴”是帶有國際性的學術鬥爭。“百家”有兩個意思:一、指“學者”,“諸子有一百八十九家”(《漢書藝文志》);二、指“學派”,主要有“儒、道、墨、名、法、陰陽、縱橫、農、雜”等家(《史紀》)。各家有各家的“術語”。例如,《論語》裡的常用“術語”有:“仁、義、禮、智、信、忠、孝、聖、賢、君子、小人、天命、鬼神”等等幾十個色彩鮮明的儒學名詞,各有“定義”(正名)。又如,墨子提出十種主張:“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兼愛、非攻”,這也就是墨學的十個“術語”。“百家爭鳴”,必須先學習對方的“術語”,用對方的“術語”來同對方辯駁。例如“天命”是儒家的術語。儒家的反對派墨子主張“非命”,這就是用儒家的“術語”來否定儒家的學說。“百家爭鳴”必然“百家交流”。結果在戰國晚期出現“雜家”。“雜家”並非今天所說的“一無所長、不成—家”的意思,而是“兼儒墨、合名法”,折中百家、糅合諸子,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戰國晚期的“呂氏春秋”、“淮南子”等雜家著作中,諸子的“術語”已經熔於一爐了。

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學”。其實這時候的儒家無不熟讀諸子。他們融匯百家而以儒學為正宗。先秦諸子,早的生於“春秋”,晚的生於“戰國”,先後五百年間,所用“術語”越來越豐富。學術交流促成“術語”的大發展和大集成。黃河流域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文化搖籃”之一。“華夏文化”是一種“自源”文化。戰國七雄,“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

“百家交流”必須克服彼此之間的語文障礙。這個障礙不難克服。因為,“言語異聲”不過象今天漢語的“七大方言”,屬於同一個“語族”。“文字異形”大體可以由《說文》中的六國文字(“古文”)來反映,字形各異而同為“漢字”。從《楚辭》和《詩經》的語文差距可以窺見當時的語文分歧。這好比今天普通話文章和廣東方言文章之間的區別。“百家爭鳴”的“術語交融”是在同一個漢語語族中間、和同一種漢字類型中間的交流,不是用外語學習外來學術,而是用本區域的不同方言相互學習本區域的不同學說。這種文化交流只有在文化“發源地”和文化“初生期”才會發生,在人類文化史上是很少見到的。          

 二、西天取經和梵文翻譯           佛學在東漢初年傳入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醞釀,到唐朝(618—907)成為一股強大的文化洪流。“佛學”含義大於“佛教”,內容包含宗教、哲學、科學和技術,在千年前的古代是一種光輝燦爛的文化。佛學的梵文(Sanskrit)術語,跟先秦“百家”的術語大不相同。翻譯梵文術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體系(“語系”)、和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之間的術語轉換。中國採取的學習方法是:少數“唐僧”到“西天”(印度)去取經(留學)。他們翻譯佛經,本國大眾閱讀和學習翻譯的成品。此外請來少數印度和尚做“客座教授”,一方面說法,一方面譯經。“唐僧們”翻譯佛經,遇到極大困難! 

舉幾個常見的佛學“術語”為例: “羅漢”。佛寺裡有“十八尊羅漢”,有的有“五百尊羅漢”。這個佛教“術語”早已婦孺皆知。《現代漢語詞典》:羅漢,佛教稱斷絕了一切嗜欲,解脫了煩惱的僧人。《辭海》:羅漢,佛教名詞,梵文Arahat(阿羅漢)的省略;上座部佛教(小乘)所理想的最高果位。“羅漢”不是“專名”,而是一個“通名”;好比“教授”不是“專名”,而是一個“通名”。“阿羅漢”簡稱“羅漢”,既是“省略”,又是“雙音節化”,這是梵文譯名適應漢語的詞彙模式。“羅漢”是通名而用音譯,因為意譯遇到了困難。

“觀音”。《現代漢語詞典》:觀音,觀世音的簡稱;觀世音,佛教的菩薩之一,佛教徒認為是慈悲的化身,救苦救難之神;也叫觀自在、觀音大士。《辭海》:觀音,佛教大乘菩薩之一;梵文AvaLokitesvara(阿縛盧枳低濕伐邏)的意譯;本譯作觀世音,因唐人避'世'(李世民)字諱,略作觀音;玄奘譯《心經》時,改譯觀自在。“羅漢”是通名,應當意譯,可是用了音譯。“觀音”是專名,應當音譯,反而用了意譯。為什麼呢?因為“觀音”音譯太長,一個人名要用八個漢字“阿縛盧枳低濕伐邏”,不符合漢語詞彙的模式。專名意譯,很不容易。玄奘不滿意舊譯,又從“觀世音”改譯“觀自在”。其實,玄奘也是白費心計。有哪一個朝山進香的香客問過:“觀世音”和“觀自在”的區別在哪裡?

本文作者在出生的那年就做了“觀音菩薩”的乾兒子,八十多年來一直不知道乾媽的真姓名叫什麼,曾經大不敬地懷疑過:“音”是聽的,怎麼能“觀”呢! “心經”。《心經》全稱《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什麼“般若菠蘿蜜多”要音譯而不意譯?許多講經者做過說明,有幾個人聽懂了?本文作者能背《心經》。背了幾十年,都是“囫圇吞棗”。不屬於同一語系的兩種語言,不屬於同一邏輯的兩種思想,要想翻譯吸收,是多麼困難! 

奇怪的是,經過一千多年,“囫圇吞棗”居然成了“家常便飯”。“涅「般木」”。《現代漢語詞典》:佛教用語,指所幻想的超脫生死的境界,也用作“死”(指佛)的代稱。《辭海》:佛教名詞,梵文Nirvana的音譯,舊譯“泥洹”,意譯“滅度”,或稱“般涅「般木」”(梵文Parinirvana),意譯“入滅”、“圓寂”;佛教所指的“最高境界”;信仰佛教的人,經過長期“修道”即能“寂(熄)滅”一切煩惱,“圓滿”(具備)一切“清靜功德”;這種境界,名為“涅「般木」”;後世也稱僧人逝世為“涅「般木」”、“入滅”或“圓寂”。這裡可以看到,這個術語的翻譯費盡周折。

音譯有三種,意譯有三種,一名多譯,多譯並用。 “剎那”。《現代漢語詞典》:極短的時間;瞬間。《辭海》:佛教名詞,梵文Ksana的音譯;意為最短暫的時間;一彈指頃有六十剎那,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又有九百生滅;剎那是 數譬喻所不能表達的短暫時間。(這在古代是多麼高深的時間分析概念!)《辭海》又解釋“剎”字:讀音①chà,梵文Ksetya的省音譯,佛塔頂部的裝飾,即相輪,亦指佛塔,佛寺。讀音②shā,止住,如:剎車。這裡可見,“剎”是佛學專用字,後來發展用於“剎車”。“剎那”到近代,已經成為“瞬間”的同義詞。這個有重大學術價值的概念,難於意譯,用了音譯。

 再舉一些專業性的佛學“術語”作為例子,用梵文對照,請注意當時是如何“音譯選字”和“意譯造詞”的:(下例採自沈錫倫《國語中來自佛教文化的詞語》,台灣《華文世界》59) 

“夜叉”:Yaksa之音譯,又譯“藥叉”、“夜乞叉”;意譯為“能啖鬼”、“捷疾鬼”。 “懺悔”:“懺”為Ksama音譯之略,又譯“懺摩”;意譯為“悔”。音意結合,成為“懺悔”。“念頭”:“念”為Smrti之意譯,宋代以後加後綴“頭”,成為“念頭”。“化身”:Nirmanakaya之意譯,又譯“變化身”、“應身”。“因緣”:Hetupratyaya之意譯。“煩惱”:k1esa之意譯,又譯“惑”。“種子”:Bija之意譯。“習氣”:Vasana之意譯,也叫“煩惱殘氣”。“散亂”:Viksepa之意譯,本義為“貪、嗔”。“神通”:Abhijna之意譯。“睡眠”:Middha之意譯。漢語原有“睡”和“眠”,但不連用。“善男”:Upasaka之意譯,又譯“近善男”、“清信士”,音譯為“優婆塞”。“信女”:Upasika之意譯,又譯“近善女”、“清信女”,音譯為“優婆夷”。“曇花一現”:“曇花”為Udumbara音譯“優曇缽花”之略稱。“一現”表示“短暫”。

佛學術語的翻譯困難,主要由於兩個原因: 第一:詞彙模式不同。梵文屬“印度雅利安語系”,語詞大都多音節,詞形非常長,有許多複輔音。漢語屬“漢藏語系”,文言大都單音節,白話大都雙音節,雖然可以延長到三音節、四音節或者更長,可是模式刻板,沒有輔音。第二:文字形式不同。梵文是表音文字,用“天城體”字母,是一種音節性的輔音字母,拼音靈活。漢字是“字符”文字,不僅外形迥然不同而且結構有天壤之別。從梵文譯成漢字,沒有語素可以聯想,沒有詞形可以憑依。為了解決因難,佛經的翻譯者用了許多生僻字,生造了不少表音漢字(排印困難,恕不舉例)。

應當指出:術語翻譯,生造新漢字,不是從現代化學家開始的。“唐僧們”中間最有名的是玄奘(604-664)。他遠赴印度,歷經磨難,取回幾百部佛典梵書,花十九年工夫,譯出1335卷。1964年為紀念玄奘圓寂1300年,金陵刻經處收集補充,印成《玄奘法師譯撰全集》,並附弟子慧立的《慈恩法師傳》。看了唐代譯經的洋洋大觀,不能不慚愧今人科技翻譯的相對貧乏!有許多佛教“術語”早已成為現代日常用語中的常用詞,例如: “世界”出自《楞嚴經》,“世”指時間,“界”指空間。“真空”出自《行宗記》,指超出色相的境界。“實際”出自《智度論》,指“真如”(宇宙本體)。“究竟”出自《五燈會元》,指解脫生死成正覺。“種子”出自《攝論》現象的原因。還有:唯心、享受、希望、援助、機會、儲蓄、消化、贊助、譴責、評論、控告、厭惡、傲慢、轉變、絕對、現行、清規戒律、不可思議,等等。使用已久,詞義變化,人們忘記了它們來自佛學。沒有梵文的術語翻譯,我們今天幾乎難於開口講話!

古人翻譯,音譯選字、意譯造詞,不知道絞了多少腦汁。《西遊記》只描寫了取得經卷的困難,沒有描寫翻譯經卷的更大困難。佛學傳來,豐富了中國的知識和詞彙。如此大規模的文化傳播,今天幾乎都忘記了。人們可能感覺到,廟宇裡的菩薩有一些不像中國人,可是其他外來的事物和外來的語詞都認為是中國固有的了。佛學傳來的歷史經驗,在今天引進科技文化的時候,應當深入加以研究,重新估量它的利弊和得失。歐洲人說:“字母跟著宗教走。”沒有文字的民族都是由於吸收外來宗教而開始有了文字。佛教傳到南亞和東南亞,當地既缺少宗教、又缺少文字,於是佛教和梵文字母作為一個統一體而被接受了。

可是“字母跟著宗教走”的規律,不適用於中國。
經過一千年的吸收和消化,佛教成為中國的最大宗教,佛寺比孔廟還多。佛教在印度式微,在中國得到發揚,成為“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佛教“術語”成了老百姓的口頭禪。但是,梵文字母一個也沒有進入漢族的文字。這種在中國認為當然的事情,世界文化史來看是奇特現象。

這裡有一條文字傳播的規律:“成熟的文字抵制外來文字”。華夏文化缺少有吸引力的宗教,佛教彌補了這個真空。華夏文化不缺少文字,也不理解表音文字的妙處。佛教思想從漢字帷幕的微孔中濾了進來,把梵文字母排留在帷幕之外。這說明“文化”不能等同於“文字”,文化的滲透力大於文字的滲透力。
佛學的傳來,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不分香花毒草,“全盤西(天)化”!什麼道理呢?分辨香花毒草的標準,古今大不相同。例如,古代相信“輪迴論”是真理,今天說它是迷信。“輪迴論”(梵文Samsara)說:“眾生各依所作善惡業因,在六道(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中生死相續,升沈不定,有如車輪的旋轉不停”;人做壞事來生變狗、狗做好事來生變人。這是從“神造論”到“進化論”之間的中間思惟形態。“神造論”認為,上帝造物,一成不變,各不相關。“輪迴論”認為,人畜相關,可以轉變,善惡為定。“進化論”認為,生物演變,按照進化規律而發展。“輪迴論”是大膽的玄想,缺乏實證。不過,“玄想”高於“神話”,高於“不變”。“輪迴論”一千年前就向“進化論”走近了一步。它既有哲理價值,又有實用價值(勸人為善)。今天把一千年前的“真理”看作迷信,怎知道一千年後不把今天的“真理”看作迷信呢?古人沒有看到“人變狗”,今人何曾看到“猿變人”?
         

三、科技東傳和術語政策           在佛學失去了光芒之後,傳來了西洋的科學和技術。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近代史,強權戰勝了公理,科學戰勝了玄學。佛學文化是心甘情願地學習的,科技文化是無可奈何地吸收的。它帶來了格格不入的大量“科技術語”。要想“學夷技以製夷”,首先要翻譯“夷書”。這件事不簡單。問題在如何使“科技術語”適應當時通用的“文言”格局。文言的特點是:一、“簡潔”,語詞以單音為主;二、“優美”,漢字以典雅為上。讓我們看看翻譯者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氧”:養氣。有一種氣體元素,它能“養人”,給它起名為“養氣”。“養氣”雙音,不夠簡潔,縮短為“養”字不典雅,創造一個新“形聲字”:“氧”(“養”簡化,加部首“氣”),讀音為“養”,字形表示屬於“氣體”,音意具備。“氫”:輕氣。又有一種氣體元素,它很“輕”,給它起名為“輕氣”。“輕氣”雙音,不夠簡潔,縮短為“輕”。“輕”字不典雅,創造一個新“形聲字”:“氫”(“輕”簡化,加部首“氣”),讀音為“輕”,字形表示屬於“氣體”,音意具備。“鋁”:呂金。有一種金屬元素,質地很輕,叫它“輕”,不妥,怕跟“氫”相混。意譯不成,改用音譯,Aluminum音譯“阿呂米內姆”,太長。根據“頭音”原則(acrophony),取第一音節。叫“阿”也不妥,因為“阿”開頭名稱太多。去頭取頸,叫它“呂金”,縮短為“呂”,創造新“形聲字”:“鋁”,讀音為“呂”,部首為“金”(屬於金屬),音意具備。“锿”;愛金。有一種金屬元素,紀念“愛因斯坦”,命名einsteinium。取“頭音”,簡稱“愛”;加“金”旁,表示屬於金屬。後來“愛”旁改成“哀”旁,寫成新“形聲字”:“锿”。望文生義,不覺有點“悲哀”之感!“甾”:有機化合物的一類。既難音譯,又難意譯,於是走“象形”的道路。古代漢字中有一個現代久已不用的“甾”字,使它起死回生,用來翻譯steroid,“象形”有機化學公式。“甾”字“下面的(田)象形四個稠合的環,上面的(巛)表示第10、13、17位碳原子上有取代基”。讀音定為“災”。一個漢字“象形”這許多內容,漢字的“信息量”真大!據說有機化學家一看就能明白!不學有機化學的人,如墜五里霧中!“熵”:entropy,①熱力學函數;②平均信息量。這也難於翻譯,於是走“會意”的道路,生造一個“熵”字,表示“火(熱力)的商(函數)”,讀如“商”。“倉頡遺風”一直發展到:創造“钅盧”字表示元素104(Rf)(ruthherfodium);創造“钅罕”字表示元素105(Ha)(hahnium),等等。單是化學的生造新漢字總數就已經超過二百多個。(劉澤先《化學常用特別漢字》)

 以上例子用“單音節化”和“生造新漢字”來適應“文言”格局。“五四”運動以後,白話代替文言成為通用文體。白話詞彙的主要特點是“雙音節化”。為了適應白話,科技術語的翻譯也“雙音節化”。“白話”文體始於唐代佛家的“變文”。術語的“雙音節化”始於唐代佛經翻譯,上文已有舉例。現代科技術語的“雙音節化”,一般不造“新漢字”。

舉例如下: RADAR(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音譯“雷達”(帶有意譯味道)。有人想改為意譯,改來改去,沒有改成。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 emission of radiation,包含“光線、放大、刺激、散發、輻射”五個義素):音譯,1、“萊塞”(大陸),2、“雷射”(台灣,帶有意譯味道而且跟“雷達”排名)。同樣是音譯,雙音節化而台灣和大陸不一致。後來大陸改為意譯,曾經有過各種譯法,最後定為:3、“激光”(取原文的“光線、刺激”兩個義素)。從音譯到意譯定名,經過了十幾個年頭。各地翻譯,極難一致。例如:software,大陸譯“軟件”,台灣譯“軟體”;hardware,大陸意“硬件”,台灣譯“硬體”。美國總統Reagan,大陸譯“裡根”,台灣譯“雷根”,香港譯“列根”;美國總統Bush,大陸譯“布什”,台灣譯“布希”,香港譯“布殊”。孫悟空何其多也!

清末翻譯家嚴復(1853-1921)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可見翻譯之難。他想不到在他去世以後,他的譯名大都被日文譯名所代替。例如,他譯的“群學”被“社會學”所代替;他譯的“格致學”被“物理學”所代替。立名不易,定名更難。今天要加上一句:“一名之定,十年難期!” 白話詞彙還可以從“雙音節”擴展為“三音節”,又可以從“雙音節”重疊成為“四音節”。四音節的“阿司匹林”(aspirin)已經穩住了。可是,“盤尼西林”(penicillin)沒有穩住,改成意譯“青黴素”。“鏈黴素”(streptomycin)原文太長,無法音譯,只好意譯。後來跟上來一系列的意譯“黴素”。

科技交流,日益頻繁。術語數量,突飛猛增,被形容為“知識爆炸”!於是發生一個新問題:術語應當“民族化”還是“國際化”?“術語民族化”就是使術語適應本國語言,創造“有本國特色的”名詞。“術語國際化”就是使術語隨同世界通用的說法,不造本國獨用的名詞。“術語民族化”基本意譯,盡量不用音譯,優點是明顯的。意譯術語能跟本國詞彙格式“調和”,容易學習,容易理解,容易記憶。“調和”容易學習,因為只要學習一個新詞,不要學習一種新的詞彙格式。“調和”容易理解,這要看新詞的構造如何。如果原來知道的“字形”和“字義”能幫助聯想新詞的意義,就容易理解。這就是所謂“望文生義”。例如:“民主”二字是原來認識的,從“字義”聯想“人民作主”,跟新詞定義“雖不中、不遠矣。”不過這樣的例了並不很多。而且“望文生義”多半靠不住。例如:“三七”,你知道是什麼?不是“三十七”,是一種中藥。“調和”容易記憶,因為詞彙模式符合習慣。漢語詞彙模式拒絕不符合模式的多音節詞。這就是為什麼太長的音譯詞一個個改成了意譯。例如:“德模克拉西”(democracy)太長,不調和、不好記,改為意譯“民主”(雙音節化)就調和了、好記了。

創造新詞,要用文化源頭文明古國的“古典語素”,在西方取自希臘,在東方取自中國。例如:英語otorhinolaryngology“耳鼻喉科學”,這個“術語”是用希臘“古典語素”構詞的。(正式術語不說ear-nose-throat學)。

otorhinolaryngology
/ˌəʊtə(ʊ)ˌrʌɪnəʊˌlarɪŋˈɡɒlədʒi/
noun
  1. the study of diseases of the ear, nose, and throat.

日本早期翻譯西洋術語,都到中國古書(包括佛經)裡去找“古典語素”,有的“舊瓶裝新酒”,有的“舊料做新衣”。例如: “經濟”(原義:經國濟民,義近“政治”)《晉書》:“起而明之,足以經濟”。李白詩:“令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 “平等”(原義:無差別,義近“一體”)。《涅槃經》:“如來善修,如是平等”。《景德傳燈錄》:“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現。”

 由於取材於中國“古典語素”,日本早期翻譯西洋著作所創造的大量新詞,在中國看來一點也不陌生,都像是中國固有的“熟詞”。在清末民初傳來中國,成為現代漢語詞彙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沒有這許許多多的新詞,今天中文報紙幾乎無法出版。但是,“術語民族化”有無法否認的弊病,最典型的民族化是創造“科技新漢字”。漢字是一個“開放系統”,從藝術來看“多多益善”。從實用來看,為了機械化,為了信息化,應當“字有定形、字有定量”,減少用字,停止創造新漢字。中文電腦用字規定以6763個漢字為度(國家標準《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創造科技新漢字不符合信息化要求。科技新漢字還會發生同音和近音的混淆。單就一張“化學元素表”而論,就有16組同音異調詞:锿砹;鏑碲;鎘鉻;鎵鉀;铹銠;钅盧镥;鋁氯;镅鎂;镎鈉;釙钷;镤镨;鉭碳;硒錫;銥釔鐿;銦銀;鈾銪,在擴大一點的範圍中,同音詞問題更加嚴重,例如:鈾油;鈾礦、油礦;鈾酸、油酸;鈾酸鹽、油酸鹽;烯硒稀;烯酸、硒酸、稀酸;烯醇、硒醇、稀醇;等等。過去只要求字形分清,眼睛看明,這就好了。現在是“傳聲技術時代”,信息不能只靠視覺,還要靠聽覺,有時甚至專靠聽覺,語言要傳到地球衛星上去,要傳到海底潛艇裡去,要傳到飛馳中的汽車和飛機中去。依靠“字形”不成了。依靠微弱的“聲調”來區別同音詞也是不合要求的了。

術語意譯,速度太慢。“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難期。”現在每年產生大約10萬個新術語。一年全世界的新出版物,以數量而言,相當於中國過去三千年“汗牛充棟”的著作總和。日本每天平均出版新書一千種。用意譯如何趕得上時代?速度是社會發展的指標。速度是“第三世界”的最大敵人。 因此,不少科學家提倡,中國也應當放棄“術語民族化”,採用“術語國際化”。 

“術語國際化”有兩種:一種是“詞形國際化”,另一種是“讀音國際化”。 全世界160來個國家中間,有120來個用拉丁字母作為正式文字。他們的科技術語相互借用,都用拉丁字母書寫,基本相同,只是詞尾不同。所以彼此不必學習,一看就明白。這是“詞形國際化”。日本是“明治維新”(1868)之後不久,發現科技術語民族化速度太慢,難於跟上國際步伐,不利於科技的交流和發展,於是改變術語政策,走“術語國際化”的新道路。辦法是:科技術語不再意譯,不造新漢字,完全用“片假名”音譯,而且全詞音譯,不再縮短。例如: streptomycin寫成ストレプトマィシン(中文意譯“鏈黴素”) 

這種辦法是科技術語的“讀音國際化”。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曾極力稱讚日本的這種辦法,認為這是東方追上西方的捷徑。很多人可能還沒有注意到:“漢字文化圈”中,不僅日本走了術語國際化的道路,而且朝鮮和越南也走了術語國際化的道路,用他們各自的字母音譯科技術語。

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中國是惟一的“術語民族化”的國家了。日本術語從民族化改為國際化之後,中國無法再從日文借用術語,只好自己來創造意譯術語。於是意譯術語在中文翻譯中間大量出現,中國的“術語政策”跟日本分道揚鑣了。“術語國際化”的辦法,在日本也有人反對。一長串,誰能懂得,誰能記得住!1986年,日本東京舉行“漢字文化的歷史和將來”國際學術講演會,本文作者是應邀講演人之一。在這次講演會上,有一位日本學者提出,術語要提高“透明度”。用漢字意譯科技術語,意義透明。用“片假名”音譯科技術語彙,意義不透明。透明,有利於學習,有利於普及。日本術語應當改回到“漢字化”的道路上來。這一席話,頗為動聽。會後我問日本朋友們;能實行嗎?他們笑笑,搖搖頭。日本在國際化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了,它已經成為“西方七國”之一了。“術語國際化”不是沒有流弊的。文化有層次性,又有階段性。在高層次的專家中,術語國際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一般科技工作者中間術語民族化有容易學習的好處。要想使科技知識普及人民大眾,術語民族化是大有幫助的。對中國來說,一般科技工作者還處在較低的發展階段上。中國在術語民族化上付出巨大努力,編寫成洋洋大觀的各類術語專集。要想把術語改為國際化,既是不切實際,還可能是不明智的。那麼,中國術語將​​永遠“孤立”於世界嗎?也並非如此。中國自從“開放”以來,事實上實行以英語為第一外語的外語教育。水平較高的大學實行“雙語言教育”。師生既懂“民族化術語”,又懂“國際化術語”,這叫做“科技雙語言”。他們是“民族化術語”和“國際化術語”之間的“橋樑”。有了橋樑,就不怕“術語孤立”了。問題是,“橋樑”太少了。在多數學校中,重視中文教材,不重視英文教材,中文教材的術語後面沒有註明英語術語。中文教材是以國外材料為根據的,由專家們精心琢磨而寫成。水平不低,可是材料往往太舊。因為,精心琢磨費去了很多時間,而所根據的國外材料又不一定是最新的。這樣就形成一個“時間差距”,而“時間差距”往往就是“水平差距”。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東亞經濟起飛的“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都屬於“漢字文化圈”。有人說,他們的經濟起飛得力於“崇拜孔夫子”。其實是得力於“科技雙語言”政策。他們有的用英語作為科技教育的主要語言,有的兼用本地語言和英語,都實行“科技雙語言”,而術語主要用英語。中國如果明確地和認真地實行“科技雙語言”政策,一方面可以保持“術語民族化”的傳統,使大眾科技工作者比較容易吸收科技知識;另一方面可以為“術語國際化”準備必要的條件,使專業科技研究者迎頭趕上迅猛發展的信息化時代。

1991-08-02 原載香港《語文建設通訊》第34期,1991.10     





    周有光: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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