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西行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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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慈禧西行》主要是讲述的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带着满清朝廷“西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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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故事：唐玄奘西行取經
大家都知道《西遊記》裏有個和尚唐僧。故事裏的唐僧，一心向佛，心懷慈悲，去“西天”，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島去取經，帶著他的徒弟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曆盡艱辛， ...西行
往西行
死
寧波西街二十六號
尉天驄
在寧波西街二十六號這樣一個可以隨意交談的地方，文學是大家共同的凝聚點，用文學來觸探社會真實的一面，社會的真實面同時也豐厚了大家的文學。我們出門往往是不上鎖的，朋友們來了，即使我們不在，他們也會在前面客廳裡抽抽菸、喝喝茶，然後揚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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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到七○年代，台北市寧波西街二十六號是我姑父任卓宣帕米爾書店的所在地，一九六九年二月我結婚後半年，在帕米爾書店的四樓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正因為如此，這裡成為朋友們相聚的地方。當時陳映真事件的陰霾仍然籠罩著台灣文化界，讓人感到窒息。雖然陳映真事件與《文學季刊》沒有絕對的關聯，但人們總是把兩者聯想在一起；有一次在街上遇見林海音大姊，她把我拉到無人之處，悄悄地問我：「這下子總算吃了苦頭了吧？」，她以為我一定被警總抓去問訊，我再三向她解釋，她一直都不相信，以為我膽小，不肯說出真相。這樣的情況多少發生在我們這一代朋友的身上，說是不怕，事實上是不知如何應對，一年多下來，大家都染上了濃厚的懶散的風味。
打定主意結婚
《文學季刊》初辦的前兩年，朋友們大多以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作為聚會的地方。大概彼此的看法與想法相投，自然成為熟稔的充滿著理想與夢想的一個團體。陳映真事件爆發後，這樣的聚會不知不覺煙消雲散了，朋友們相見時言詞間也深沉了不少，各自努力盤算著如何在現實中尋找一份工作，這種氣氛下，我和孫桂芝也就決定提前結婚了。
要結婚了，其實什麼也沒有。我的姑母尉素秋女士要我們先到她中和家裡住個半年，再搬去寧波西街二十六號的住處。事後我才知道，她強迫我與他們一起生活，主要目的是藉此向國民黨當局表示她已經在「管訓」我了。
我和孫桂芝沒經過什麼考慮就把婚事決定下來，說是安排，其實是無從著手的，兩個人既無積蓄，收入也只夠餬口，好在我是流亡學生出身，她是軍眷子女，不覺得貧窮有什麼可怕。既然彼此都不更世事，壓根也沒有想過有了家以後，生活會是怎麼一番樣子。剛結婚的時候朋友真多，家裡成了一群人活動的新天地，朋友又帶來其他的朋友，大家相聚為樂，非常自在，管它什麼樣的食物都一掃而盡。有的朋友像畫家莊喆從台中來（他當時在東海大學建築系任教），沒有地方投宿，乾脆就在我們家打地舖。
寄居書店四樓
帕米爾書店原是一個二十坪的落後平房，一九六八年和鄰近四、五家的鄰居聯合拆除改建成四層小樓房。平時我姑父把家庭和書店的界線劃分得清楚嚴明，房子蓋好以後，我姑母特別標了一個會交給書店經理，表明我住在那裡沒有強占書店利益的意思。我們用鐵架和布幔把四樓的小公寓隔成兩間，後面靠巷道的一間做為臥室，前面靠寧波西街的一間做客廳和工作室。我的乾媽余宗玲女士送了一套二手傢俱，五姑尉靜秋女士送了一架半人高的小冰箱，牆壁上貼上幾張畫報上剪下來的藝術作品，這景象今天看來不怎麼起眼，當時卻很受大家的羨慕。浴室是沒有的，它和廁所在後走廊隔成一間，洗澡時得用一隻大鋁壺燒水應付。為了表示單獨出入的自在，我們平常都不走一、二樓的樓梯，而是從後面巷道另闢的一個小樓梯上去。隔壁鄰居把一樓租給別人開海產店，店家在後面巷道洗菜、清海鮮、堆積日常雜物，出入得先跳過一漥漥水塘，開始時讓人感到不快，不久也就習以為常了。這樣一個令人不堪的走道，我們戲稱為〈桃花源記〉未入仙境前的「狹洞」。
反正沒有什麼財物，我們出門往往是不上鎖的。朋友們來了，即使我們不在，他們也會在前面客廳裡抽抽菸、喝喝茶，然後揚長而去。居處雖然很小，來往的人卻經常不斷，其中，年長的何欣先生、子于先生因為家住在泉州街和建國中學一帶，每隔二、三天（甚至每天）晚飯後都到我家來聊天。同輩經常來的則是李南衡、鄧國川、黃春明、七等生和年輕我們一截的奚淞、蔣勳、王津平、施叔青、李昂，他們帶來他們的朋友，大家很快成了熟人，像王拓和王曉波就是這樣認識的。唐文標第一次到台灣來，打電話說要來看我，二十分鐘不到已經踏進家門，大家正要吃飯，便邀他一起入坐，他高興地說 ：「台灣真好，一隻碗一雙筷子，就讓人有了家的溫暖。」
同情少年小偷
那時實行公教人員配給制度，每個月我們都去天津街警務處附近領取每月的米、鹽、油等配給品，我和孫桂芝兩人挑著一根竹竿和一只大口袋把領取的物品抬回來。因為我們二人飯量不大，便把其中一半轉賣給發配處，拿了錢就買一大批魚肉回來和朋友們共享，名之為「打牙祭」。有一次吃得太高興了，也多喝了點酒，第二天清晨發現打地鋪的莊喆褲子不見了，後來在後走廊找到褲子，才知道著了小偷。那個時候既無冷氣，也沒電扇，天熱了，後走廊便是我們最好的通風處，為了不願過道風被阻擋，我們便把一堆空瓶子拴在繩子上，掛在後門和浴室的紗窗邊，作為簡單的防賊設施。一天晚上，我們聽到瓶子落地的聲音，以為巧計得逞，跑去一看，才知道瓶子被大風吹落，把洗臉的瓷盆打破幾個洞，我們只好拿一個塑膠盆子作為洗臉洗澡之用。後來許國衡的太太王幼薇回台灣探親，不時到我們這裡來鬼混，實在看不順眼了，叫店家來換了一個全新的洗臉台。
小偷倒也被我們抓到了。一天中午我們正在午睡的時候，樓下書店傳來「小偷已經爬上了四樓」的訊息，我們樓上樓下兩相合作，抓到一個國中生模樣的孩子，我們還在追問的時候，孩子的父母已經趕來，流著眼淚向我們求情，但是書店的經理早已聯絡了派出所，把孩子被警察帶走，等候法院的裁定。一個星期之後接到法院通知，我只好親自到法院去，撤回告訴。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法院的經驗。
文學凝聚人心
還有一個經驗值得一敘：我們結婚後生活雖然大致過得去，但有時也會碰到讓人窘迫的突發狀況，譬如突然來了一大群客人，桂芝就會趁人不注意之時，把她母親給她的戒指或首飾偷偷塞到我的手裡，讓我拿到南昌街的銀樓或當舖換現金。第一次做這事特別覺得難堪，怕遇到熟人，面子掛不上去，於是東看西看，見四處無人，方才快速進到店裡。
在寧波西街二十六號這樣一個可以隨意交談的地方，文學是大家共同的凝聚點，用文學來觸探社會真實的一面，社會的真實面同時也豐厚了大家的文學。這樣的往來讓人體認到生命的意義，即使閒談也有紮實的內容，像何欣先生和子于先生不斷述說民國以來的苦難日子，講魯迅，也講沈從文。至於老舍和傅雷在大陸上的自殺，大家無限感慨的同時，也因為距離的阻隔，對消息來源的真實性感到半信半疑。
寧波西街離金門街咫尺之遙，有一家廣文書局，出版的都是國學書籍，我便在那裡「認識」了馬一浮和熊十力。奚淞他們幾個則沉醉在弘一法師的世界。在物質氣氛逐漸膨漲的台北，這些知識對我們來說都有著很大的啟發，而李南衡帶來一本破舊的宗白華《歌德研究》，更成了我們難得的養分。奚淞改寫《封神榜》裡的哪吒故事，也是在這種思潮中蘊育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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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年代末期，時局雖然已經安定下來了，但仍瀰漫著慵懶的氣味，那是久疲於戰亂歲月而有的感受。戰爭已經遠去，未來仍然渺茫，再重要的事似乎都與自己無關。當時知識界流行著一句話「我們再也懶於知道自己是誰」，這句話雖然是從外地傳來的，但卻道盡大家當時的心情。現在回想起來，那種「懶於知道」其實是想從中探索自己的未來，於是在無可奈何之際，這類語言的一再反覆，就成為一種流行的風格，很多人稱它為自我傾訴。一九五○年代末期，台灣、香港等地新出的刊物《筆匯》、《現代文學》、《劇場》中，作家們便學著擺脫和超越政治的控制，用曲折委婉的方式來表達真實的自己。一九五九年前後，《筆匯》、《現代文學》出現現代主義風味的小說，像陳映真的〈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家〉以及叢甦的〈盲獵〉，其間雖然充滿虛無的情調，但獨白的語言卻很快地傳播開來，纏綿不斷的獨白也在當時進入台灣的翻譯作品中，隨卡夫卡、海明威、芥川龍之介，甚至於沙崗、原田康子等人的小說產生很大的影響。《劇場雜誌》介紹的新電影，如《廣島之戀》和《去年在馬倫巴》，經由喃喃獨白傾訴自我對歷史或現實的感慨和無奈，也對當時的作家們產生很大的啟發，突破了舊寫實主義的僵化。
現代主義洗禮
受到這樣的影響，詩壇上原有的口號式吶喊便走向個人內心的探索。就連我自己在學習寫小說的過程中，也運用反覆不斷的語言來訴說內心的情愫，《筆匯》時期我曾經用不同的筆名寫過這類作品，如〈內陸河〉、〈變調的玫瑰〉，《筆匯》停刊和《文學季刊》創辦初期，我的短篇小說〈微雨〉中也出現過「這一定是雨季來了，我不知道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也許是昨天，也許是前天，也許更久……」這樣喃喃自語的句子，王禎和便開玩笑說我受《劇場》刊登的現代電影劇本影響甚深。
當很多人都在試驗現代主義和現代電影的風格。《筆匯》刊登薩洛揚的作品〈喂！外面的〉、〈鞦韆架上的勇敢青年〉中的意識流也得到青年作家普遍的模仿。這是六○年代前葉的文壇現象，由於如此，詩人們才推動編選《六十年代詩選》和隨後的《七十年代詩選》，把台灣的文學推向現代主義的潮流之中。瘂弦的長詩〈從感覺出發〉、〈向馬蒂斯致敬〉以及其他同類詩人的作品就是如此誕生的。（1）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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